印度经济结构有待改善：生产及支出结构不平衡，金融系统失灵

在疫情来临之前，印度的经济发展就已遭遇瓶颈。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印度GDP为2.96万亿美元，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之后，领先意大利、巴西、加拿大。但自2016年以来，印度GDP增速不断下滑，2019年GDP增速为5.02%，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如要完成莫迪总理2025年GDP达到五万亿美元的目标，接下来印度需要维持10%左右的年复合增长率，但在疫情之后，这一目标已经遥不可及。同时，印度虽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依然偏低，2019年印度人均GDP只有2169美元，不仅远远低于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也处于落后地位。

印度服务业对GDP贡献最高，制造业则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防疫隔离机制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例接近50%，而制造业占GDP比例仅为13.72%，远低于中国的27.17%、韩国的25.38%和泰国的25.30%，在全球处于偏下水平，距离政府希望的25%还有较大距离。以IT服务外包为代表的印度服务业的增速稳定，2015—2019年增速在6.8%至10.6%不等。相比之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发展状况不佳，增速不断下滑。

从需求角度看，印度为内需驱动的消费型经济，但消费结构落后，食品支出占比高。印度居民消费占GDP的六成左右，投资约占三成，净出口则占不足10%。尽管消费对印度GDP的驱动作用较强，但食品支出在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2019年12月，印度CPI权重中，食品饮料和烟酒共占据48%，这一占比不仅高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远超中国、印尼、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同时，可选消费与服务业消费占比低，低收入是制约消费升级的重要因素。

4月9日，在印度孟买，人们排队等待领取食物。新华社发。

净出口对印度GDP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基于印度国内制造业发展较弱等原因，印度长期背负贸易逆差，货物和服务出口仅相当于GDP的19.7%，相对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较低，也达不到30.1%的世界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印度国内金融系统失灵也是前述经济低迷的原因之一，经济增长缺乏有效信贷支撑，生产部门没有获得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由于其国有银行贷款审批不谨慎，大量信贷资源流向低效率部门，银行业不良率自2013年后一路攀升，【2】印度央行预计本财年不良贷款率将达到12.5%，【3】创下20年之最，而不良资产案件处置速度缓慢，导致不良率长期居高不下。这使银行经营压力沉重，也制约了印度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2018年以来，印度央行五次降息，政策利率从6.5%一路下调至5.15%，但印度五大行的实际贷款利率几乎没有变化。

在银行“负重前行”的背景下，以非银金融公司为代表的影子银行成为近年来印度信用扩张的主力，超过55%的贷款投向房地产行业。但迅速上升的房地产库存难以消化，致使房企贷款质量恶化，2018年9月，印度最大的非银金融公司——印度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L&FS）连续出现债务违约，最终被政府接管。IL&FS的债务余额中94.8%借自共同基金，违约触发基金赎回压力和流动性危机，导致危机扩散至金融市场。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两大信贷引擎熄火，限制了印度的信贷增长，并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4]

可以说，印度经济在疫情来临前就已陷入低迷，内在结构性问题也使其更容易受到疫情影响。印度制造业乃至整个第二产业相对较为弱势；其消费结构侧重于食品烟酒等低价值产品，比较落后；出口对GDP的贡献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信贷支持不力，印度国内的信贷市场没有很好地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导致消费和投资也随之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