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数十年来，中国企业频频“赴美敲钟”，这背后体现了资本市场发展阶段差异、全球化进程和风险投资偏好等合力作用的影响。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美国对中概股“特殊关注”的升级，如今“中概股回归”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

对此您怎么看？

邵宇：A股必须将好企业留在国内，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外部环境来说，过去20年，中国新经济从萌芽到发展壮大，更多地是依赖境外资本和资本市场（例如美股、港股等等）。究其原因，其一是任何国家资本的积累都需要经历工业化的过程；其二是国内资本市场制度仍然是为工业化服务的，制度更新落后于产业发展。

如今时过境迁，一方面，40多年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转变，不仅使美股中概股面临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还增加了国内企业赴美上市的难度。在中美竞争大背景下，中概股估值承压不是个短期性问题。

从内部条件来看，最近10年国内风投逐渐兴起，但A股上市融资条款对新经济企业并不足够友好。其一是3年连续盈利的要求，其二是IPO审核周期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积极的变化，比如科创板制度创新，就是有的放矢地补短板，去适应新经济企业的生命周期特征。

2019年7月，科创板鸣锣开市 新华社图

其实企业登陆美股也好，拥抱H股、A股也罢，背后的道理是一致的：二级市场退出，是早期投资退出的首选，也是盈利最高的方式。没有二级市场提供的退出渠道和高估值，一级市场很难发展起来。

虽然金融委最新表述仍是支持企业在境外融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肥水不流外人田”，A股必须将好企业留在国内，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外部面临美国资本和技术封锁，内部又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我认为，中国国内资本市场改革现在正面临“背水一战”。为什么要这么说？

中国能够在40年的时间里创造经济建设奇迹，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出现了变化：资本短缺已转变为产能过剩；需求扩张，正面临效率下降和外部掣肘的双重约束。

旧有的、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融资模式。有研究显示，激励创新的模式，需要具备如下特征：短期内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同时在长期内又给予成功高额的回报。这显然是原有的银行间接融资无法满足的。

因此我建议，由交易所牵头，成立应急工作小组，联合国内头部证券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加强与中概股公司高层的沟通，开辟“绿色通道”，探索科创板吸收美股中概股回流机制。大市值公司回流科创板有助于建立示范效应，助力科创板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科创板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和退市制度也需两手抓，提防只进不出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此外，中国还可以渐进式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但同时需要加强监测，建立风险防范预警和缓冲机制。加强对短期资本的出入管理，密切监测资本流入，分析资本流动结构，加征托宾税，提高短期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成本。

 包括科创板在内，A股几大板块近年来围绕关键领域发力 新华社图

此外，还可以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相关金融业务的限制，这也有助于增强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竞争中的自生能力。

还有就是IPO常态化。中国可视金融市场状况，小幅调节IPO的速度，但不可轻易按下“暂停键”，因为这将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生态。IPO的不确定性会反馈至早期阶段的投资，不利于企业融资和战略布局，扰乱企业生命周期。

当然，保持财政、货币纪律和维护汇率稳定，这些都是必要的举措；包括维护香港社会秩序稳定，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建设，提高港股与A股的互联互通程度等举措在内，未来我们有很多方面可以思考。

基于对中美关系在较长时期内难有转变的判断，我建议，我们可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同时进一步围绕消除金融抑制（例如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信贷分配、逐步放松资本账户管制，以及加大银行等金融服务业开放等），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转危为机”。

结合证券行业，我还想补充一点：没有“航母级券商”，中国资本市场就难以获得定价权。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机遇体现在哪里？我认为，它体现在中国增长动能从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转型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机会主要表现在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等方面。

能否抓住机遇，要看各家企业的战略布局，看大家在金融科技、前中后台组织构架和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的角力。当然合规底线要守住，这对转型过程中各机构的合规风控体系提出了很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