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确实如您所说，3月以来若干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更新中，大量国内外耳熟能详的知名互联网企业先后上榜，每次都引发了市场和舆论的广泛讨论。

这些企业为什么要去美国？您能否讲解一下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甚至互联网等科技行业发展的意义？

邵宇：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可以说是蔚然成风。截至今年3月31日，共有261家中国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等美国主要交易所上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网易、拼多多等有代表性的新经济公司均位列其中。

究其原因，除了国内资本市场的门槛太高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IPO之前，大多数公司都接受了来自美国、日本等海外VC的投资。在中国资本账户仍受管制的背景下，选择在美国上市是早期投资退出的最优方式。当然这还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关——美元融资有助于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

可以说，中国新经济成长，其早期与海外的风险资本以及二级市场密切相关。

部分在美上市企业名单，“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文件截图

长远来看，在海外资本因素以外，国内市场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与保护，其实对于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当然问题随之而来，比如具体到公司层面，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官方文件就曾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领域等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这就是双方观点冲突的一个表现。

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回到产业和国家发展层面上来看，在互联网企业等中概股争议背后，凸显的问题还是“美国所担心的，就是中国要集中全力发展的”。

资本和科技创新，构建了美国现有霸权地位的护城河。在中国快速崛起，乃至今后甚至未来的中美竞争中，资本、科技、创新必将成为关键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概股信任危机也好，中美审计风波也罢，它们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首次公开募股（IPO）是企业成长，与资本市场打交道的中间环节，在此之前的天使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前后都有可能的兼并、重组、定向增发等，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美国监管政策趋严，加大了中国公司赴美IPO的不确定性，也将打压已上市中概股估值倍数。对于新经济公司来说，这无疑是极端不利的。

结合产业来看，企业没有二级市场退出方式和高估值的吸引力，那么它们吸引早期投资的难度将增加。如果没有早期资本的加持，那么企业的市场边界就会显著收缩，这对于盈利的规模门槛越来越高的互联网信息产业可谓是致命打击。这样一来，更为广泛的压力就很直观了：如果没有市场资本的加持，那么从基础科学到创新，再到创新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形成，都将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