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迁移看贸易失衡的原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起飞阶段，黄金发展阶段和被追赶阶段，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口结构变化和由此引起的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人口结构包括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老龄化，一般而言，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老龄化的拐点，所以常常以前者作为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点，因为它往往是劳动力工资上升的转折点；第二与第三阶段的转折点主要是由产业转移造成的，例如，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了中国，同时，随着日本、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美国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所以，一方面，随着产业链外迁，美国反而需要增加进口，另一方面，随着国内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产品出口规模必将受限，从而引起贸易收支的恶化。

从中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从劳动力成本角度来说，仍然相对于美国有优势。只要生产的综合成本仍然较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在短期内仍将存在。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自然会降低中国商品的吸引力，但这只会边际上改善逆差的规模。美国加征关税会加速中国的产业链外迁，但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回迁美国的概率仍然较小，大概率还是转移到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这只会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和印度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对中国加征关税改变不了现状，但是，它确实可以部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

最后，金融失衡。与贸易失衡一样，金融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产物。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而向全球提供的流动性，又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开发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引起流动性的回流，形成一个闭环。所以，贸易失衡的另一面就是金融失衡，具体表现为资本流动的失衡。然而，它还起到了强化贸易失衡的作用。

自1980年金融全球化进程加速之后，资本流动不再只是贸易失衡的衍生现象，随着宏观对冲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创生，欧洲美元市场不断膨胀，资本越来越倾向于在全球进行配置。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脱媒”，资本流动不再只是商品交换的衍生现象，这对各国稳定汇率的任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因为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汇交易规模远超经常账户。

截至2018年，与贸易相关的外汇交易只占到外汇总交易中的5%，而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汇交易占剩下的95%（Richard Koo，2018，p.236）。这使得原来由国际贸易主导的汇率波动的经济解释的有效性下降。在汇率平衡贸易收支的效力减弱的情况下，又由于金融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比较优势显著的国家，如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保持了长期的贸易顺差，而对应的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长期的贸易逆差，且失衡的程度不断扩大。

所以，在“三元悖论”之后，法国学者Helene Rey又提出了“二元悖论”，认为资本流动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只要资本流动不受管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便难以保持独立。

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学术研究开始反思金融全球化，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8）就提出了“全球储蓄过剩”理论，认为美元回流压低了美国的利率，催生了风险资产泡沫，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是，如图9所示，不只是美国，西方主要大国在1980年代之后都出现了利率下降的趋势，因为“全球储蓄过剩”的源头是美元流动性过剩，而这又与现有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失衡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就是美元体系，国际货币秩序严重失衡，这种权力的不对等使得美元流动性的收缩还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击鼓传花。当美联储扩张资产负债表时，美国利率会下降，导致美元外流，迫使外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形成紧缩效应，它还容易催生资产泡沫。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往往也会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致使流动性泛滥。相反，如果美联储收缩资产负债表，资本外逃又容易刺破泡沫。如图10所示，从过去200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资本流动与银行危机相伴而生。如前文所述，危机又容易催生贸易保护主义。

当你从绳子的一端出发，想顺着它找到另一端时，你若发现，绳子的另一头是另一根绳子。这种纠缠无解的局面，令人倍感绝望。

一轮又一轮的“贸易战”只能暂时掩盖国际经济的失衡问题，货币失衡、贸易失衡、金融失衡，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失衡盘根交错，WTO改革就是国家利益的再分配，难以一蹴而就；全球权威政府的缺失使得协调各国内政只能是一种理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将面临美国的阻挠；解决资本流动失衡，恐怕只能背弃自由主义的信仰。

结语

“贸易的猜忌是国家理性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针对当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贸易战”，引用大卫·休谟的一句话作为结语：“在那些已经获得一些商业进步的各国政府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疑惧的眼光旁观邻国的进步，将所有的贸易国当作对手，并想当然地认为，除非牺牲她（自己）的利益，否则她的邻国就不可能繁荣富强。与这种狭隘而有恶意的观点相反，我将大胆地断言，财富和商业在任何国家的增长通常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其所有邻国的财富和商业。当周边所有的国家都被无知、怠惰和蒙昧困扰的时候，一国很少能够在贸易和工业上走得太远。”

祝全球好运，祝中国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