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关税壁垒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本国贸易法框架下发起的反补贴与反倾销案例也显著增多，根据Finger和Nogues（1987）的统计（参见图5），美国反补贴行动从1980年的8起，增加到了1982年的123起和1985年为39起；反倾销行动也从1980年的22起，增加到了1985年的65起。非关税壁垒的增加抵消了关税下降的作用，阻碍了贸易的扩张。如图2所示，从1974-1987年，虽然世界贸易总量仍在缓慢增加，但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停滞不前。

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只是影响贸易的直接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规则的非对称性和发展阶段的不一致性，是多边秩序遭遇挑战的根源，然而，与发展阶段相关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差异恰恰又是全球贸易得以存在的基础，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它内生于多边秩序之中，外在表现为货币、贸易与资本流动的三重失衡。

三重失衡：货币、贸易与金融

图7以39个国家为样本，绘制了她们自1948-2018年的贸易收支差额。可以看出，二战后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全球贸易基本处于平衡状态。1971年开始，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贸易失衡状况开始凸显；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顺差国与逆差国在较长的时间内都维持了顺差或逆差的状况，很少出现角色互换的情况，无论是美国的贸易总差额，还是其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差额，即使是在欧元区内，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

有三个重要的结构转变导致今天全球失衡的状况：第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第二，以美国《1980年银行法》为标志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第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

1980年，美国实施了《1980年银行法》，加速了金融全球化进程。金融全球化带来巨额资本的跨境流动，冲击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各类金融风险频发，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在此之前，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是贸易流动的结果，但自此之后，资本流动反客为主，成为决定汇率的主导因素，并影响到汇率对于贸易不平衡的调节作用。由于金融顺周期性的存在，贸易不平衡被不断放大。

与此同时，中美建交为中国的开放奠定了基础，美国于1980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针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采用WTO成员国的标准，平均关税只有4%左右，这才给中美的双边贸易创造了条件，但中美双边贸易的快速扩张还是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如图8所示），而美国贸易逆差快速扩张期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只是2001年之后，这个态势得以延续。

中国加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对原有的多边规则形成了冲击，这是毋庸讳言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另一方面，据美国和欧盟的观点，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别，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从而导致了竞争的不公平。这也是本轮WTO改革和中美贸易谈判的核心话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美元流动性的开启是贸易失衡的底层逻辑，贸易失衡是货币体系失衡的外在表现，当然，它也是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的内生现象，并因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而被放大。货币失衡、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各有其演化的路径，而又彼此相连。

首先，货币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美元的绝对霸权，具体体现为“特里芬难题”、“三元悖论”和全球流动性过剩。

“特里芬难题”讲的是美元供求与汇率稳定的矛盾，美元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要求其供给对需求的适应，要求美元必须源源不断地流出，这导致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流动性的扩张，特别是本轮金融危机前后。同时，美元持续外流又对应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张，引发全球对美国稳定美元币值能力的质疑。

蒙代尔提出的“三元悖论”实际上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衍生出的一个问题，它描述的是主权货币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货币政策独立之间的矛盾，三者居其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承担着维护美元-黄金比价的责任，其他主权货币盯住美元，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流动性不再受到约束，全球进入到浮动汇率时代，以维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但各国仍然设置了汇率浮动的合理区间，稳定汇率的成本转而由其他国家（或地区）来承担。

198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国家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这使得她们重返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要想维护汇率稳定，就必须通过对美的贸易顺差获得美元储备。最新的案例是，2018年，因为缺乏足够的美元储备，阿根廷和土耳其发生货币危机。

其次，贸易失衡。它不仅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直接结果，还与多边贸易规则，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有关。

WTO是建立在9大基本原则之下的框架性协议，比较抽象，原则之一便是“对等”（reciprocal），国内常翻译成“互惠”，这造成了不小的误解。“对等”的意思是，你征5%的关税，我也征5%的关税，而“互惠”则不需要完全相等，只要双方在不相等的关税下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就可以，比如中国对美国的汽车征收15%的关税，美国对中国的汽车征收5%的关税，只要双边的出口商都有利润，那就是“互惠”，但它不是对等，所以特朗普现在的要求是“对等”。

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按照WTO的规定，有一段缓冲期。“最惠国待遇”原则只要求中国对成员国实施同等最优惠的关税，但并不要求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设定关税税率。比如，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汽车征收15%的关税，也必须对欧盟出口的汽车征收15%的关税，但是相对于美国的汽车关税来说，中国的关税水平仍然较高。所以，一方面，美国和欧盟不再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另一方面也在寻求WTO的更新方案，因为自1995年问世以来，WTO的规则体系没有与时俱进，它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失衡的一大制度性根源。

那么，规则修改后，贸易失衡就可以解决吗？笔者持相对悲观态度，因为贸易失衡实际上是各国经济内部失衡的镜像，这与各个国家国内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相应的政策有关，WTO的原则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效力，也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构，不是硬约束，所以只能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无法基于多边规则体系对各国内政形成强有力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