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乔治·帕克认为拜登总统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实际上是对中国展开了一场新冷战，一场“民主与专制比拼”的大战。但他也承认，这次较量与上一次针对苏联的冷战很不一样。

首先，与苏联不一样，中国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国家、一个商品生产大国。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次的斗争并没有需要打击的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他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西方国家以外的世界的影响。这真是美国当权派对中国的认知吗？事实上，如没有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实际表现上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美国不会对中国的发展及强大表现得这么紧张。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虽然不断有调整，但前后基本上是相当一致的。美国现在视中国为同等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认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挑战及危害美国的利益及地位，必须要遏制及阻止，这已是两大政党的共识。中美两国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合作的空间，但美国认为斗争、竞争、打压是其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美国会全力阻止中国在科技、军事及地缘政治上进一步的发展及扩充，这已成美国的基本国策。为配合这个策略，美国认为自己需要一方面自我发展，解决自身内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拉拢盟友及其他国家，参加他们这个战略性的任务。

美国声称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但这是口不对心的话。因为行动上，无论在贸易，或是科技、军事上，美国都在全面打压中国。在地区安全上，在台湾海峡、南海等这些中国周边地区，美国不断制造危险及紧张情势。更重要的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口头上说其“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反对“台独”，但跟着就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强烈反对所谓“任何一方单方面对现状做出任何改变” ，完全不顾国与国关系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实际上就是要维持中国的分裂状态。这与美国在乌克兰高调要维持对方的主权自主及领土完整，完全是一个相反的立场与态度。美国不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及中国社会部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变化，明白这已是不可为之事。不久前在香港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事，美国是其中的重要幕后黑手和参与者，它的失败应该结束了美国过去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期望与幻想。

美国不断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图源：Nikkei Asia）

不能否认美国对华政策在全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下，是克制的、有限度的。它强调手段要适当，不要头脑发热，对成效及结果不要过分乐观、急于求成，这就是乔治·帕克的“新理论”所鼓吹的。这与希拉里以往鼓吹的“巧实力”，即“软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当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特别是其政治体制，在其内部面临严重困难时，在对外失去其吸引力后，仍然寻求以自由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道德及价值取向基础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乔治·帕克非常明白这一点。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美国内部作为动员国民支持其外交政策的借口，则仍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乔治·帕克的文章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他指出目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比较消极的，多建立在否定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出现的不少缺点及问题上，但欠缺正面的、建设性的论述和构思，以及具体替代方案。

无论是针对中国的行动还是在乌克兰事件上，美国拉拢盟友及其他国家参加的所谓全球战略斗争，都有其内在不可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不管它打的是自由民主牌、还是地缘政治牌。因为美国可以把自己视为“人类社会的唯一救赎者”，或“历史终结后的唯一、最佳的典范”，但事实上每个国家，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及历史经验。像西欧的民主体制就与美国的不大一样。他们对俄罗斯及乌克兰，对中国的考虑，必然与美国也有一定的差别。

乔治·帕克的建议中一个可取的点，是美国应该首先集中修补自己这个自由民主体制上出现的问题，如果它是可以修补的话。但如美国转而向内，国内孤立主义抬头，这对国际社会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但美国顽固地坚持单边、独大主义必然不会成功，其后果不单是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伤害，对国际社会同样也会带来巨大破坏。

国际社会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说服美国改变其目前的态度与做法。幸运的是，目前双方都认同需要保持沟通及对话。这是改变局面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足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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