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杂志日前发表了一篇由作者乔治·帕克( George Packer ) 撰写的文章，对美国力量在全球的角色提出了一个新理论。乔治·帕克作为一个美国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及推崇者，对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面对的困局，及其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作出了新的解读、建议及呼吁，这文章值得我们细读。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拜登总统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实际上试图为拜登总统当前的外交政策提出一个解释、一套新理论。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实际上更多是政策辩护和战略建议。这其中的论述对理解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中美关系目前的困难，有一定的启发及帮助。

乔治·帕克提出，“美国外交政策近期（过去几十年）的不断反复，从一时的理直气壮、宏大理想，及使人兴奋及狂热的目标，突然间又转化到过分悲观、绝望、掉头放弃”。对于这种“令人沮丧的两个极端游走”的表现，他表示极度迷惑，并提出了他的分析及应对办法。

其实美国在这两个极端的不断反复，正符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一个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他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进攻型”的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 ），所提出的解释。对于这种现实主义的解释，自由主义者当然不会接受。

约翰·米尔斯海默（图源：New Statesman）

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背后的动力，简单地归纳为现实主义及理想主义这两种主要理论。现实主义以国家利益为本，以大国的实力对比、平衡、变化为国际关系的主轴。而理想主义则将对外宣扬自己信仰的一套价值观、普世价值作为使命，同时将其当成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动力及考虑标准。

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这两种主义有时是各行其道、有时则是混在一起同时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他们是捆绑在一起，或是被单独利用的时候，理想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包装，一种附加的动力、借口。当国家利益受损时，理想主义很快就会被抛弃。这是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解读，美国外交史上的案例，也不乏对这理论的具体支持。

如果我们审视当下美国对不同国家的敌友标准而制定的政策，也可以看到理想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应用上的不一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自然是美国的朋友，但非民主、独裁体制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美国要改造、批评的对象。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远远大于理想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

而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则是在一个自我肯定、自以为是的前提下，将世界看成是黑与白、善与恶、自由与非自由的二分世界。自由民主是美国的立国价值观，对其国民有重大的凝聚及动员力量。作为鼓动国民支持国家的对外政策，它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无论当权者、政策制定者是相信它还是不相信它，自由主义必然会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元素。

乔治·帕克认为俄乌战事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究竟是一个自我保护、维护自身安全的举措，还是一个侵略、扩充、恢复过往国家荣誉的行动，在美国及中国内部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

过去20多年来，北约的东进扩充是一个事实。北约标榜自己只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联盟，然而单从乌克兰事件中出现北约的深度介入，就已经充分表现出它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积极在自己的境外从事军事活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北约究竟是为了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介入，还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由民主的邻国而战，各花入各眼，这是一个尚待事实去证明、只能交由历史给予最后判断的问题。

北约在美国主导下不断扩张（图源：环球时报）

在基辛格博士及米尔斯海默教授等现实主义者看来，这场战事是美国的一个重大失误，其造成的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对美国极其不利。乔治·帕克及弗朗西斯·福山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场战事是自由民主全球运动的复兴，是一场维护自由民主、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圣战”，是美国“以道德为本的外交政策”的重生。这两个道理可以同时存在，互不矛盾或冲突。但如认为拜登总统在这事上做得正确，令美国重新踏上正义的外交道路，当然会无视现实政治出现的大国力量的新平衡。乔治·帕克可以这样，但任何当权者，包括拜登总统在内，都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