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的情况，早就在邓小平同志的预见之内。他在1983年谈到这一问题时就说：“……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他继续说：“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在香港的治理上，从来就有相当的角色、权力和责任。中央插不插手，干不干预，只取决于是否需要，对香港有没有好处。过去两年中央的动作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回归后不久出现的有关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争议，中央就主动解释了《基本法》的有关条文，纠正了香港终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使香港避免了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来自法律界的人士。经过20多年来围绕干预还是不干预问题的纠缠和瓜葛，我衷心希望香港人能够对中央在香港事务上的角色有一个更为理智和积极的了解。

50年不变，但50年不是一个“期限”

香港这次庆祝回归祖国25周年，很多人认为是“50年不变”这一承诺的中间点，因而具有特殊意义，应该庆祝一番。也有人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田飞龙老师，提出了“上半场”与“下半场”的讲法，为香港的“一国两制” 的生命定下“终结期”，似乎根据这一逻辑，2047年香港的“一国两制”就要落幕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不久前的“‘一国两制’政策的发展与未来”研讨会上表示：“‘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已经走过了25年，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人们回顾历史自然会想到今天、想到未来、想到再过25年会怎么样。实际上，‘50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50年后也不会变，‘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只要我们始终坚信‘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就会持续地、充分地显现出来，‘一国两制’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优越性。”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3月份时也曾说：“50年不变”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数字。

这些说法都指出“50年不变”的承诺，并不是使2047年成为“一国两制”的“终结期”。

邓小平同志当年也曾多次明确回应这一问题。当时他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夏主任与沈主任在差不多40年后复述了邓小平的话。只要“一国两制” 从实践经验、实践效果上表明它是成功的、有效的、得人心的，“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就会持续地、充分地显现出来，“一国两制”事业就一定会行稳致远。这就是官方长期对“50年不变承诺”的说法，但看来这并没有解决一些人的困惑。

首先，这“50年”是怎样来的呢？

英国人在1979年向我方提出香港问题时，我们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据我的了解，国家当时刚从“文革”冲击中恢复过来，正准备推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国策，“香港问题”并没有被列入急需处理的问题，因为中国早就宣布不承认所有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涉及香港的三条不平等条约自然也包括在内。故此，在我们的眼中，1997年并非什么“条约约满的日期”。但在英方不断的解释及游说下，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

1985年，中英在北京互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批准书》；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前右二）和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前左二）在证书上签字。（图片来源：网络）

英方原来对香港问题的谈判策略，是“以主权换治权”，即英国以同意交回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主权(他们认为按条约，这是已割让给他们的地方)，交换维持对整个香港，包括新九龙(即界限街以北) 及新界的管治权。限期当时有25年、30年的不同说法。这在现在看来非常幼稚和荒谬，但当时英方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发展经济，恢复社会秩序，香港对中国非常重要，我方不可能在没有英国这一因素下，维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根据英国政府的内部部署，本来是要在1997年之前的25年，即1972年，就要向中国提出香港问题。但1972年时中国的政局仍未稳定和明朗，因此英方一直拖到1979年才由总督麦理浩向北京提出。

显然英国完全误判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慷慨地提出“保证50年不变” ，化解了这个问题，可谓是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