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香港回归25周年，大街小巷都出现大大小小的国旗与区旗，还有庆祝的标语。香港回归纪念日的节日气氛从来都没有这样热闹过。相信这与很多人认为25周年是中央承诺香港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中间点，所以值得特别庆祝有关。

也有人以这是“上半场”的完结、“下半场”的开始，来突出这次纪念活动的特殊意义。背后隐约的理由，当然亦有欢送香港过去波动不安、嘈嘈吵吵的十多二十年，迎接未来新篇章的含意，“新篇章”也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工”口号。经过2019年的“黑暴”事件，香港随即又陷入近三年的新冠病毒防疫抗疫工作，大家趁这日子高兴、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街头飘扬着国旗和区旗（图片来源：ICphoto）

而内地的朋友关注的重点及角度则完全不一样。大约从2014年的所谓“占中”事件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内地人对香港的印象及感情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前他们对香港普遍抱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就如同与他们一起成长的广东歌和电视剧；而现在不仅没有了曾经的那种亲切和美好的印象，反而因为香港出现了一些污蔑、排斥内地人的声音及行为，使得两地人的关系彻底翻倒过来。对我来说，这是25年来最大的遗憾。2019年“反修例运动”最后演变成街头暴动和线上线下的各种恐怖行为，显现了无人能预见的香港的另一面。值此回归纪念活动，大家也应好好反思，回归后的香港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在回归后的25年里，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政策，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两种制度，并不是史前无例的新事物。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15年》(商务书局版) 的附录中，就列出中外曾经出现的一国两制的四个例子，包括：荷兰一国下，多个城市的不同制度；英国国内共存的两个法律体制；美国内战之前，南北的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及中国在辽代的时候，对游牧民族地区及南方农耕地区采取的不同的税制。这些例子虽然与香港的情况不甚相同，但其性质也有大致相似的地方。

25年来，其实也应该包括回归前的15年，要总结这40多年来我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得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我想挑几件我亲历的往事和大家讨论一下。

“能不变就不变”，但还是大变了

在处理香港问题的关键时刻，姬鹏飞主任接替了长期领导香港事务的廖承志，由他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直到1997年的交接。姬鹏飞主任对香港的过渡安排有一句名言，就是：“能不变就不变” 。中央当时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中，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

我当时就此大原则写了一些意见并上交，后来才知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将它作为内部意见，发给了起草委员参考。但我万万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及影响，“不变”的程度，能走到什么样的极限。一个例子就是1997年7月1日的特区政府班子，除了特首董建华、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之外，之前英治时期的所有官员，包括明显有英国军情六局背景的人，都全部留任。我相信这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意外。如果不是英国人坚持由一个英国人出任的律政司司长做到最后一天，可能原来的律政司司长也会留任。

1997年后的香港不止“马照跑、舞照跳” ，整个政府架构及人事基本上也没有变化，“超额完成”了姬鹏飞主任的“能不变就不变” 的指示 。但我们忘记了这些架构下的基石，即人事的产生办法，却完全改变了，这就是选举政治的引入。香港的最高领导人，即以前的英国总督，到回归后的行政长官，以及立法机关的成员，都由委任变成了以选举产生。这是造成香港日后高度政治化、社会撕裂的唯一最大原因。但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香港本来是一个重经济、少谈政治的社会，在回归后会变成一个高度政治化、分裂的社会。

对引入选举政治，当时香港的一些商界人士是有保留的。但英国人以其惯常的撤退前的做法，上世纪80年代初在香港大力推动选举政治，故此，这样的不同意见也鲜有在公开场合发表。当时北京正处于改革开放、向西方看的大气候中，不少人也认为选举是理所当然的事。对选举政治缺乏了解，是回归前后造成香港管治困难、社会动荡的一大原因，虽然中央在引进过程中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去年中央出手，大幅度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办法，将情况管控下来，但选举政治在香港政治生态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怎样管控好其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仍是一个有待深究及解决的问题。

“干预还是不干预？”，还是要干预

自从所谓的“香港问题”出现后(我们不叫“香港‘前途’问题” ，因为香港的前途——回归中国，从来就不是问题。) ，“干预”， 即中央介入香港事务，就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名词。有关这问题的考虑，也紧紧扣在中央制定对港政策的每一个环节中。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特殊背景下，为回应港人的担心及顾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说法以安定民心。回归后，中央对香港事务，也有“不管就是管好” 这样超脱的说法。在2003年出现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游行后，中央的有关说法出现调整，变成了“不干预，但有所作为” 。中央开始意识到对香港事务，还是需要有所动作的。2019年的“黑暴”事件后，中央大力出手替香港制定了国家安全法，修改了选举办法，完善了选举制度。这可以说是一反常态，大力干预了香港的事务，而其中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要反对的人会继续反对，但绝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接受中央这些举措，明白了在2019年出现的情况，只能由中央出手才能解决，才能使香港恢复安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