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周四

图书馆员权力巨大

上午的会议内容没什么特别感兴趣的。3:45巴士载参会者去天主教大学，听牛津大学博德里学院图书馆员Richard Ovenden的主题发言。此人口才甚佳，表述精当，但政治挂帅，说全世界图书馆员最不喜欢的就是专制主义，因为这种体制动不动就烧书；图书馆员们最亲近的是自由主义，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整理、保护、流通和收藏图书，所以是民主国家的天然盟友。所给反面例子主要是纳粹烧书事件。所给的另一个例子更有意思。他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该馆收藏穆罕默德时代非穆斯林所画的先知画像，被人要求毁掉，理由是这对先知是大不敬，但被他们拒绝了。但讲得最多的，还是古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亦为西方古代最著名的图书馆）被烧之事。可这跟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并不搭界。对最早进入印刷文化时代、有着悠久书史的古代中国竟一字未提，秦始皇焚书事件竟未能进入其法眼。

牛津大学博德里学院图书馆员Richard Ovenden

会后是酒会，跟索邦大学的英语老师Chatal Zabus聊了起来。她是以法语为母语的比利时人。我认为，Richard Ovenden的发言很有启发性，但他思路若能拓宽一点，而非集中讲专制主义政体对信息的压制，对书籍的摧残，就会更有意思；一个社会如何保存并传播自己的集体记忆、集体思维，不仅涉及到什么信息有价值得保存，更涉及到什么信息无价值甚至有害得丢弃，得屏蔽，就像人脑每天都得保存信息、删除信息那样；这时，图书馆员们的权力非常大，因为正是他们直接决定哪些书应该保留收藏，哪些书应该淘汰；这又涉及整个社会的管理者（包括政府）或者说精英们如何看待有关信息的问题；他们所看重的信息未必是中下层所看重的，他们所丢弃的信息也未必是中下层所愿意丢弃的；信息取舍大体上取决于是否有利维系既有权力结构；当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会产生很大影响。

“正宗”英语人 V.“非正宗”英语人

我们笑声不断，声音高昂、热烈，吸引了Thomas Austenfeld、德国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y Munich的Ingo Berensmeyer教授（下届IAUPE主席）、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的Sabin Volk-Birke教授等五六个德语区的学者加入。现在，我们这个群不仅有中国人、德国人，还有法国人、瑞士人。英语国家的学者不大可能入群。即使在所谓“国际”英文教授学会里，也有“正宗”英语人和“非正宗”英语人之分。

Sabin Volk-Birke告知，东西德国整合仍不尽人意，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众认知水平和职业技能等仍有很大的差距。这纠正了我一个错误印象：既然默克尔这个东德长大的人能当这么久的德国总理，说明历史已经翻篇，东西德已完全融为一体了。

7月14日周五

“政治正确”等于死亡

早餐时恰好与麻萨诸塞的萨莱姆州立大学Jude Nixon教授同桌。已注意到，这几天他非常活跃，东亚三国的英文学者完全没得比。皮肤看似黑人，又不太像。准确说，是奥巴马式肤色。果然，他说他是加勒比海人，祖上不仅有黑人，还有中国人和白人；说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种族大熔炉，中国人与黑人、白人、土著印地安人普遍通婚，所以这里要搞种族仇恨是搞不起来的，因为人人都可能是多种族多血统，即便较为“纯净”，也可能因亲戚朋友有其他种族的血统而不可能仇恨他们。

上午11:30“代表中国”作《英语文学的未来》的大会发言。所作演讲以及讨论环节的发言效果较好，所传达的信息、表达的观点（如英语文学作为一个行当，最终可能会衰落下去，但这个时候不会太快到来，近年来中国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甚至还在扩招；即便最终会衰落，也会因为是一种简便易学的全球通用语而长期维系其既有地位）产生了较大反响，不止一人表示祝贺并与我交流，包括此次大会发言小组组织者英国Exeter 大学的Regenia Gagnier教授。她是美国人，自称社会主义者。这在美国是罕见的，也应是她落脚英国一所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欧洲对社会主义的容忍度比美国高得多。

午餐时与James Simpson和其他两位学者同桌。一位美国中西部某大学来的老年女性学者称“政治正确”派所倡导的Diversity, Inclusiveness and Equity（多样性、包容性、公平或平等）就是DIE,就是死亡。James Simpson貌似同意这个说法，说像您这样做文本考据的学者，有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可是老太太离开后，他又显得十分政治正确。

哈佛大学的James Simpson教授

毕竟要在“进步”思潮发源地及大本营哈佛大学立足，不可能不政治正确。可过激左翼思想造成的恶果又不可否认，这应该是一些偏于“进步”的学者立场摇摆甚至暧昧的根本原因。

仍有面对面交流

2点至3点半，就新学会章程进行投票，举行新旧届学会领导交接仪式。

总的说来，就IAUPE学会而言，传统仍非常强大；演讲后的问答环节时间充裕，有十几分钟至一个小时不等的面对面交流，想发言者都有机会发言，不可谓不充分。相比之下，国内学术会议（至少就外国文学界而言）现在几乎已无面对面交流，一人发言后，紧接着又是另一人发言，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问答交流环节形同虚设，着实堪忧。另一个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是，一百多人的会没太多“会务”，只有两个在读博士或硕士生帮忙，再加一两个线上志愿者。若是在国内，如此规模的会，动辄会有一二十个硕士生和青年教师参与“会务”，再加上大量人员参与接机接站，有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

3点半至5点，步行浏览了1.5公里外的一个金字塔型纪念碑及周边景观。是为纪念美国人和加拿大人1944年6月从法西斯手中“解放”罗马而建的，高约十五米，材质是一种十分抢眼的白色石料，与处处是浅黄色外墙的罗马市古今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