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伯特·曼宁、马修·布洛斯，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在任期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政府官员往往会开展“绕场一周”式的任内成绩总结，炫耀他们的成就并试图定义交给继任者的遗产。

当前令人忧虑的世界格局并未妨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发表过度乐观的评估。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布林肯形容拜登政府外交领域的成就是一项“复兴战略”，“定义了国际事务的新时代”。这种散文式的语词一半是荒谬，一半具有倾向性。布林肯试图给拜登政府的表现披上一层光鲜的外衣，并掩盖其错误。

例如，布林肯的核心主张让人摸不着头脑：“拜登政府的战略令美国今天的地缘政治地位比四年前强大得多。”在这个多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中国领导人形容其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布林肯这种过度自信的断言有一种打了类固醇似的狂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10月1日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以《美国的复兴战略》为题回顾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成绩。 “外交事务”网站截图

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一手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解体。文章并未提及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的失败如何重创自身的信誉。今天，世界正处于多重危机的状态——这些危机相互影响、层层递进，正在瓦解全球秩序。乔·拜登总统在与欧洲、亚洲合作伙伴及盟友建立更强大的安全、技术网络方面取得的成就，似乎成为布林肯衡量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的标准。在这方面，他确实是成功的，即使这些只是暂时性的成果。

但布林肯的评估仅仅说对了一半。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所说：“你无法与朋友共创和平，你应该与非常讨厌的敌人握手言和。”

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冷战，再到1991年的“单极时刻”，国际秩序始终建立在势力均衡的基础上，正如亨利·基辛格所主张——这是一种共识性的秩序概念，所有主要行为体都接受其他行为体的合法性。如今，这些要素都不存在了。基辛格在2015年曾写道，世界正处在一个错位的时期——出现了更多行为体，财富和权力更加分散——要想实现稳定则需要“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概念”。

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

拜登提出“民主对抗专制”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以政权类型来定义一个复杂的世界，正在助长一种智识上懒惰但又令人熟悉的对立阵营格局的出现。这种做法令国际体系的发展轨迹更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或是20世纪30年代国际秩序陷入崩溃前夕时的情况。

布林肯写道，主导美国战略的是“定义新时代”的“激烈竞争”。而竞争对手是一组相互联合的行为体——中国、俄罗斯、伊朗与朝鲜，他们“决心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拜登政府的执政逻辑似乎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民主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一个完全没有中国或俄罗斯位置的“七国集团+”（G7 Plus），并试图维持美国相对中俄的支配（primacy）地位。然而，布林肯写道：“本届政府同样追求令国际机构变得更具包容性。”这显然是指尚未实现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扩容的建议。

在这样的秩序中，一个拥有核武器与石油资源的俄罗斯，与一个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资本输出国、同样拥有核武器的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中国，是否拥有投票权？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如果对这种秩序的结构、平衡以及程序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实现稳定与繁荣又该从何谈起——更不用说围绕气候变化、全球健康、构建一套关于人工智能和其它新兴技术的全球规范及标准等全球性问题开展合作应从何谈起？

布林肯正确地意识到，这一组国家比看上去更复杂，“其治理形式、意识形态、利益和能力各有不同”，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正是美国的支配地位。布林肯宣称，“美国始终明确表示不寻求集团对抗，但这些‘修正主义大国’的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阻止那种结果发生。”

在乌军使用美制导弹攻击俄境内目标后，俄方使用代号“榛树”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图源：“今日俄罗斯”

华盛顿显然没有意识到，美国行为的因素正在将那些国家推到一起，构成一个可谓经典的安全困境行为模式，即“行动——回应”之间的循环。美国越是寻求加强自身安全以应对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对方就越是会采取同样的行为。拜登政府也没有做出更协调的努力去试图分化中国、俄罗斯同伊朗，考虑到他们之间明显存在利益分歧。比如，小布什总统的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认为，美国应该尝试将中国从所谓的“失败者轴心”中分离出来，因为中国是一个依赖全球一体化的活跃大国。

海外冲突

被毒化的美中关系与（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并不利于构建稳定的势力均衡。这种做法的风险已经通过在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充分体现，两者都看不到尽头，且存在严重的战争升级风险。在国会和公共舆论存在明显分歧的状态下，美国显得被动、软弱和不知所措，拿不出明确的战略来结束两场冲突。

尽管美国提供了大量援助——自2022年2月以来，对乌克兰高达1830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以及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向以色列提供了179亿美元的军事行动援助，美国依然几乎无法掌控这两场冲突的走向。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讽刺之处在于，拜登政府与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外交政策延续性：是特朗普向乌克兰提供了致命性军事援助（尽管他因为将援助问题政治化而遭到弹劾）；在中东，拜登政府的战略建立在实现《亚伯拉罕协议》关于沙特同以色列建交的基础上；对中国，拜登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同时扩大了科技层面的限制。

在中东问题上，华盛顿既是纵火犯又是消防员——在向以色列提供炸弹的同时，又急切地试图为以色列轰炸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持续且激烈的外交努力可能为加沙和黎巴嫩带来停火，实现暂时的平静，但和平依然遥不可及。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行动表明，以色列打算将吞并加沙与约旦河西岸作为既成事实。这将导致长期作为美国区域战略支柱的“两国方案”不再可行。在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上，局势似乎是尾巴摇狗。

布林肯最荒谬的说法也许是这一句：“我从事的是（外交）政策工作，不涉及政治。”首先，在美国大选前夕发表这篇文章并将拜登政府的政策同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进行对比，往好了说是虚伪，往坏了说则是荒谬。当美国国内政治正在影响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中东的以色列政策，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尤其是如此。在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中，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加显著。

10月30日，布林肯在美国外交学院发表演讲，指责国会参议院未能在拜登政府任期内发挥应有的作用，称美国的“系统已经崩溃”、政府“功能失调”。 视觉中国

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回忆录的标题是《外交的政治》，这绝非偶然。贝克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开展外交工作的前提逻辑是：如果你得不到国内政治支持，就不可能推行一项政策。这也许是为什么贝克与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推行了美国50年来最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