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采用大屠杀的手段首先征服了菲律宾，将本国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亚洲。随后几年历史见证了美国不断插手本地事务，而且常常是采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就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管治海地的手段那样），给这些地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随后，一些拐点出现了。一次是在1945年。当年2月，美国通过实施《美洲经济宪章》，将门罗主义（警告欧洲列强不要干预拉丁美洲）向前推进了一步。按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洲经济宪章》反对“新民族主义学说”，即“采取措施以实现更广泛的财富分配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这种离经叛道的学说，后来被引申为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说的“一国资源开发的第一受益人应是本国人民”（而不是外国投资者）。

这些新民族主义思想与美国当时正在建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完全不符。正如以前政府机密文件所强调，历史也证实了的那样，美国所积极防范的主要敌人正是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政权”。

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60年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急剧升级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是由杜鲁门总统发动的并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延续下来（他在用残酷的独裁政权取代了伊朗和危地马拉的议会政权后，能够抽出时间来继续开打越南战争）。肯尼迪还秘密命令对古巴展开恐袭战，其最终目标是搞乱古巴从而便于美国入侵。该计划原定于1962年10月实施，正值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时。在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后（部分原因是为了保卫该岛），这场危机使世界陷入到了毁灭的边缘。

1962年，肯尼迪最重要的一项决定是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任务从不合时宜的“半球防御”转变为“内部安全”。这在整个西半球引发了可怕的压迫浪潮，最终导致罗纳德·里根在整个中美洲发动了血腥的战争。这些战争的恶果延续至今，某些国家到现在还饱受蹂躏，不断有难民逃离一片废墟的祖国。

美国实力的第三个要素是它如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上述可怕的记录只是最明显的例子。一些不愿为美国辩护的人有时会部分承认和痛惜这一记录。负责政策规划的左翼自由主义极端派、吉米·卡特总统的拉丁美洲专家罗伯特·帕斯特，曾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解释过为什么当时的政府必须支持尼加拉瓜凶残的索莫扎政权。“美国不想控制尼加拉瓜或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但也不希望事态发展失控。美国希望尼加拉瓜人能独立行动，但这样做不应对美国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他的重点陈述。）

从“砍倒印第安人”的时代开始，这就一直是美国的“公正判断”，而美国的这种做法在帝国主义暴力史上并不罕见。由于美国制度或政治阶层的文化没有发生改变，全球权力的发展轨迹和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对美国强权未来的预期。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大国的过去和现在，有可能预测出美国强权的未来。

当然，美国强权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可能发生的变化。近一个世纪前，欧洲屈服于法西斯主义，酿成重大危机，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引出了社会民主的道路。作为一大文明力量，欧洲能否发掘自身潜力，在未来做出与当年不同的反应？

危机、补救措施和行动

现在，世界不同了。特朗普先生巧妙利用了美国社会表面下流淌的毒液，勾兑出了一种可能毁灭这个国家的毒药。他现在控制的政党正走上一条长期滑向原始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它就翻转了自1930年代以来的复兴进程，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对那些生活受到危机影响的人而言，这尤其酸楚。鉴于美国拥有的实力，美国的衰落对世界而言也是灾难性的。

两党共同关注的焦点是来自中国的威胁。在评估这一威胁时，多加谨慎是有必要的。对“黄祸”的歇斯底里由来已久，这种情绪很容易被人利用。例如，根据安能堡公共政策中心的说法，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新冠病毒是中国政府制造的生物武器”，但该中心补充说，“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想法。

除了中国之外，过度夸大外部威胁也是美国的常态。这一点在最重要的内部文件中尤其明显，如NSC-68文件，这是一份由国务院和国防部于1950年起草的机密政策文件。这份文件犹如意淫般胡说什么“奴隶国家的基本设计”，苏联的敌人及其“强迫性”地想要获得“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绝对控制”。现在，乔治·凯南、其他理性分析人士以及对中国了如指掌的官员都已退休。我们不想再重温那段经历。

中国实力确实在不断增长，但这些行为会威胁到美国吗？

美国长期拒绝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自己也就没有占据有利地位在南海反对中国。对中国的行为，最适当的反应不应是危险地展示武力，而应是由区域内利害相关的国家领导进行外交斡旋和谈判。对于其它冲突，也应该用这种方式解决。

威胁世界的危机会蔓延开来。美国和世界拥有怎样的未来取决于美中两国能否在一个真正国际化了的世界中展开合作。这一点无需讨论，明确无疑。

对于每一次世界危机，我们都有已知的、可行的补救措施。有组织并且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公众，能够对抗那些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将世界推向深渊的私人势力和国家强权，而且能够迫使决策者实施解决方案。这基本上不算是一条新的历史教训。现在，随着全球变暖和核战争的威胁近在眼前，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只要我们自己能从“我们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并能就事论事，我们就会开始以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实从道德层面讲，我们应该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我们暂且搁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以不同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我们直面这个问题，世界看起来就会大不相同。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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