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德国思想界将“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文明”指技巧和技术所代表的理性力量以及由此创造的物质世界，它意味着堕落的资本主义，商业欲望导致人性的堕落，而且是在机械化、理性化的进程中将人的生活工具化、手段化和非人化。“文化”则指价值观念、理想和一种摆脱庸俗动物性的更为高级的思想艺术和道德情操，它意味着精神教养的升华，它意味着一种内在有机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一种灵魂的完美自然呈现。

“文明”与“文化”的区分直接指向了新文明的两个根基：技术理性根基和动物欲望根基。这对概念的建构针对从英美乃至法国发展起来的全球商业贸易和工业革命所开辟的新文明，将其看作非人化的技术专制和动物化的欲望宣泄，这显然并非“文明”，恰恰代表着“野蛮”。而人之为人、超越于动物的关键，就在于人拥有更为高雅的“文化”，这种高雅的文化与优雅精致的语言、艺术情感世界和超越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句话，“文化”意味着人身上具有神性，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宗教”。

在经历启蒙主义的洗礼之后，浪漫主义思潮以一种新的方式复活了古老文明秩序中保留下来的“神-人-兽”秩序，从而将神性从宗教信仰转移到文学艺术领域。正是在这种神性的指引下，德国保守主义致力于重新建构一个拥有精神性、神性的社会，一个拥有信仰和权威的有机社会，一个植根于传统和大地从而培植出道德的社会，以此来对抗新文明的技术专制、导向虚无主义的理性化、物质享受的动物化、海洋流动的无根性所带来的道德瓦解等等。

从拿破仑法国崛起到德国崛起，然后经过苏联崛起再到中国崛起，人类历史上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以针对英美海洋国家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及普世文明而展开的。尽管世界帝国的每一次扩张必然遭遇文明冲突，但每一次文明冲突都会推动世界帝国体系不断提升和完善。在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中，世界帝国具有推进普世文明的内在机理。普世文明原本是一套技术化、理性化、抽象化、程序化的机械操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界帝国或普世文明的发展可以说与文明／野蛮的划分没有任何关系。它将体现于政治建构的公共领域与呈现人生意义的私人领域彻底分离，从而将帝国建构为抽空一切价值内容的、中立化的抽象装置，并因此获得了普遍主义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观念和文化价值就变成私人领域的事物，呈现出多元主义的特征。然而，这种分离恰恰又为每一种宗教价值、文明观念提供了控制世界帝国，控制这个抽象技术装置的可能性。每一种政治力量或文明力量都尝试驾驭世界帝国，从而为世界帝国赋予普世文明的“文明”色彩。在英美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中，新教始终作为一种价值为世界帝国赋予其“文明”意义，因此，每一次围绕世界帝国展开的文明冲突又会变成与清教（在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冲突。

在这种“文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中，亨廷顿谈的是文明，想的却是政治，是着眼于政治而谈论文明，从而将文明看作凝聚政治的力量。我们虽然谈论的是世界帝国的政治秩序，但更需要着眼于人类文明。世界帝国及其未来命运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应当如何对待科技理性力量的哲学思考，也包含着对宇宙秘密以及人之为人的意义的追问。面对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任何文明试图驾驭世界帝国，就必须理解这个帝国运行的机理。理解世界帝国运行的目的，乃是通过技术和商业将人类逐渐凝聚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地球终究是人类迈向整个宇宙的起点，人类必须作为一个文明整体面对更广大的世界。因此，中美竞争不仅是一种政治竞争，更具有文明对话的意义，因为中国崛起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更是一种古老文明的复兴。

▍结论：“马克思的幽灵们”与文明复兴

1993年，在历史终结论这种弥赛亚式的末世论如日中天之际，面对苏联解体所产生的巨大政治冲击，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会上，哲学家德里达作了题为《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发言，发言内容随后以著作形式出版。这本书虽然是针对福山理论的，但它实际上试图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困惑：当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依然有效？

其实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以色列被罗马灭国，那么犹太教是不是依然有效？罗马城被野蛮人攻破，基督教是不是依然有效？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个普遍回答是：正是以色列灭国，罗马帝国崩溃，才使得犹太教或基督教开始专注于整个心灵世界，不再关心受限于地理区域的“地上的国”，从而获得了真正的普世主义。

在德里达看来，苏联解体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如同以色列灭国或罗马帝国崩溃，正好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批判“精神”从具体的制度构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获得了普世主义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构成了“精神”上的批判。由此，“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需要建构的当下现实的制度，而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可能未来（也就是“幽灵”的含义），处在“仍在到来”（yet-to-come）的状态中。由此，马克思的幽灵们就可以随时降临人间，成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

然而，正如其晦涩、戏谑的文风一般，德里达等西方左派从政治左派转向文化左派（“白左”）之后，丧失了介入现实政治的行动能力，而只能沉浸在语词世界的游戏中，在文化思想领域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精神秩序。正因为缺乏政治实践的现实感，他们也丧失了政治行动应有的分寸感，在解构资本主义精神秩序的过程中，不断越过文明的边界，解构一切人类文明秩序，从而将资本主义欲望社会的动物化趋势推向极端，摧毁了人类文明必须坚守的基本道德底线，引发西方文化战争中的家庭问题、性别问题、犯罪问题、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等等。这些文化领域的左翼思潮彻底抹杀人与兽的界限，追求野兽式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与资本主义所伸张的自由平等的历史终结论合流。

所以，西方文化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要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理念发展到极端。可以说，今天的西方右派正在通过全球商业贸易市场化力量摧毁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而西方左派则将追求自由平等的欲望政治加以极端化，摧毁所有古老区域性文明帝国确立起来的文明边界，这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了世界帝国体系的形成，正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历史终结一样。因此，德里达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认可了历史终结，认可了世界帝国已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他们认为不再需要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的“总体性”反抗，转而在后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强调碎片化的，随时随地的，精神文化领域的，呈现出逃逸风格的反抗。

正是这种政治行动能力的丧失，导致西方文化左派纠缠在一些具体的概念语词或具体问题上，丧失了动员社会大众、动员民族国家的能量，丧失了思考和建构文明秩序的能力，也丧失了对全球秩序重大议题的设置能力和思考能力。西方文化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读无疑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败。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幽灵，归根结底是一种“失败的哲学”，甚至失败到丧失了使用“哲学”“理论”这些宏大概念的能力。

因此，要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中的困境，就必须更换思维方式，开启另一种哲学——“胜利的哲学”。然而，这种胜利的哲学不仅要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文化”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动员人民大众，通过把握政治实践来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现实地分析政治实践中的矛盾，并为矛盾的解决提供政治行动指南。

“胜利的哲学”需要在实践中锻造新的政治主体，这种政治主体不仅需要“领袖人格”，更重要的是需要锻造人民的主体力量，而这种政治行动的主体必须有能力面对世界帝国行进中引发的文明冲突。由此，未来真正能够成为政治主体力量的既非19世纪大工业时代操作机器的阶级主体，也非资本主义发展到文化符号阶段掌握科技和文化符号的中产阶级文化主体，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冲突中，能够驾驭并驯服世界帝国的文明主体。

尽管如此，德里达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们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这个概念来自《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而这个“幽灵”恰恰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获得了其现实的肉身，其中不仅有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用共产主义的“幽灵”全面激活了处于“停滞”和“沉睡”状态的中国文明，使得中国文明逐渐摆脱区域性帝国的空间局限，摆脱农业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局限，融入普遍历史的塑造以及对世界帝国体系的形塑中，并从这种历史实践中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力量。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正是这种普遍性力量的展现。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所激活的中国文明而言，“普遍性”绝非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发展出来的欲望社会的普遍性或动物化的丛林法则的普遍性，而是要在西方理性化历史进程所推动的“明”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文”的问题，将“普世文明”所颠倒的文明与野蛮秩序重新正过来，从而把人类从世界帝国的野蛮秩序中拯救出来，重新为人类共同的世界秩序赋予文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