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社会的兴起，从知识根基上摧毁了区域性文明帝国，帝国整合所需要的宗教知识和道德知识已不适用于商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区域性文明帝国围绕宗教知识和道德知识而形成的僧侣集团、教士集团和文人集团，始终是欲望社会扩张的障碍。因此，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围绕两种知识以及生产这两种知识的知识群体的斗争而展开，西方历史学者所说的“书与书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双向运动的生动表现。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兴起、工业革命和民主化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新的科学理性知识与旧的宗教道德知识的搏斗，也是新的社会精英与旧的社会精英的搏斗。

全球商业贸易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传播是从海洋上而来，并通过处于区域性文明帝国边缘的口岸大城市对帝国内部形成包围、渗透和蚕食，在由此所引发的知识、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论战中，“洋派”“海派”“西化派”与“乡土派”“本土派”之间，“革新派”“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成为世界帝国推进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正是在这些论战中，“口岸知识分子”或“留洋知识分子”开始崛起，他们与口岸大城市的商业精英一起推动了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文明革新运动，由此城乡二元对立也就成为这些区域性文明帝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加速流转，引发了关于控制、争夺财富的斗争，这不仅导致帝国争霸战争的理性化和常态化，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治理的理性化。面对全球财富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社会，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技术和制度兴起，金融、法治乃至“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抽象化技术成为控制全球财富流转的现代治理术。战争的理性化与治理的理性化共同推动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体系和现代帝国体系。事实上，地理大发现原本就起源于围绕着对财富流转的控制而展开的帝国竞争（文明冲突）。

随着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如何控制全球财富就成为帝国竞争的核心主题。最终，拥有最大暴力的强国就可以通过控制全球贸易获得财富，而拥有财富就能够支撑起更大的战争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在这种争夺战中，每一次战争其实都是世界历史双向运动的一部分，一个帝国的失败意味着另一个更大帝国的崛起，直至世界帝国的形成。

这种长期混乱的战争一方面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新兴政治组织的出现，这就是从欧洲文明帝国中率先蜕变出来的主权国家形态。欧洲崛起的秘密就在于在战争、金融和工业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可将主权国家理解为一种“财政-军事型国家”。正是这种战争能力让欧洲不断掠夺殖民地财富并控制了全球贸易，而且后来通过工业革命的升级，将东方区域性文明帝国变成了欧洲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争夺全球财富的战争不断推动欧洲主权国家的理性化。

事实上，“理性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基于对全球商业贸易、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思考，它首先体现了一种控制财富、创造财富、获取财富的能力。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化”置于整个“除魔世界”中来理解。这里所谓的“魔”是指整个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宗教或道德力量，理性化的“除魔”意味着用一套科学理性的计算的力量来取代宗教的、道德的、巫术的神秘力量，实际上就是用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来取代在区域性文明帝国中依然流行的“信仰就是权力”。

因此，“理性化”将崛起中的整个新欧洲推举到一个超越所有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更高维度中，从而用理性力量来把握整个宇宙，面对更广阔的未来而俯瞰整个地球，以至于这些区域性文明帝国虽然拥有超大型的广袤领土，但在欧洲至上而下的全球视野中，已经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地方性存在和历史性存在。古老文明帝国的财富是局部的，而新兴欧洲的财富却是全球的；古老帝国的财富局限于土地上的物产这些具体的财富，而新兴欧洲却拥有货币和汇票这样的抽象财富；更重要的是，新兴的欧洲资本家可以通过货币和汇票名正言顺地窃取君主们拥有的财富，可以通过贸易把君主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不依赖土地就能创造出远远超过土地物产的财富。一句话，古老文明帝国的财富是有限的，而新兴欧洲的财富却是无限的。

马里的印加农业遗址（图源：BBC）

这种财富生产方式的出现从根本上瓦解了古老的文明帝国。孟德斯鸠曾经惊叹，君主们虽然控制着土地和物产，可是他们不懂得汇票技术，不知道通过汇票可以将他们拥有的财富偷偷流转到其控制的地域之外。由此，他洞见到东方超大型帝国已无法适应全球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英国那样的政体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英国政体之所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一方面虽然约束了君主为封建荣耀和宗教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发动的战争，却开启了市场经济中每日每时每刻的经济战争，过去在马背上征服世界的精英今天纷纷进入了商学院和法学院；另一方面战争从宗教战争、王朝战争转向了理性化的“有限战争”，“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实际上说的是国家商业利益的延伸。战争的理性化也导致战争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科技、教育、文化、国民素质等等无不成为战争的筹码。由此，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变成了争夺全球市场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战争中，殖民帝国这种新型的帝国形态出现了。建立殖民地也是古代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常见之举，在区域性文明帝国中，帝国一旦征服某一区域，就会将其纳入帝国的统一治理，甚至通过种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同化，将不同的民族熔于一炉。然而，新型殖民帝国不同于古代文明帝国的地方就在于殖民帝国始终采取主权国家内核与外围殖民地在种族、制度和文化上的截然划分，正是在这种主权国家与殖民帝国一体两面的帝国模式中，主权国家长期将殖民地置于工业产业链分工体系的末端，使之始终处于宗主国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的位置上。现代帝国在政治上虽然维持着主权国家的面目，却通过控制全球资本、知识产权、高端产业链和贸易实现全球统治，并由此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

从区域性文明帝国向世界帝国迈进的历史来看，控制世界的范围越广大、越复杂，就越需要一种抽象控制来取代具体控制。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控制方式是通过宗教教义，而现代帝国的控制方式乃是通过金融和法律这种抽象化的经济支配和政治支配的技艺。正是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互动，布罗代尔从空间的局部性到全球性，从经济生活的具体形态到抽象形态，将经济活动分成三个等级层次：“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

其中，“资本主义”处在上层的统领地位，“一群有特权的群体从事着普通人一无所知的运作和计算”，并在这里上演着“最复杂的艺术”，这是进行金融交易和投资从而攫取最大利润的垄断世界。然而，这种控制经济世界的金融力量一方面需要不断发明复杂的交易技术来维持其对抽象知识的垄断，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为这种交易和货币价值提供信用担保。因此，控制全球经济的金融力量必须依附于一个能够掌控全球政治局面的政治力量。哈维将此概括为资本积累逻辑和权力积累逻辑，这就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必然推动世界帝国秩序的建立。

因此，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尤其是商业贸易和金融流动的全球化，必然推动世界帝国的诞生。从历史上看，1815年拿破仑帝国战败之后，英国成为公认的世界霸主。它在经济上建立起金本位制的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自由贸易体制，而在政治上则通过“离岸平衡”的外交艺术，确立了英国在全球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世界帝国的“1.0版本”，即“自由贸易的帝国”。二战以来，美国按照“自由主义利维坦”的逻辑来建构新的世界帝国，特别是后冷战以来，美国逐步建构起一个复杂的世界帝国体系，这是一个经济上由科技-贸易-金融领域相互支撑形成的具有“中心-边缘”格局的世界体系，政治上由军事-联盟-法律相互支撑形成的基于规则的霸权体系，文化上由新教-英语-人权相互支撑形成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这个世界帝国有多种名称，比如我们熟知的“金融帝国”“人权帝国”“新罗马帝国”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世界帝国的“2.0版本”。

▍文明冲突与文明终结：世界帝国与普世文明

如果说全球商业贸易、欲望社会及其治理的理性化推动了世界帝国的形成，那么世界帝国体系与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然而，这就带来一个亨廷顿未曾澄清的混乱，即如何区分这种“普世文明”与其他古老的文明，它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如果说这种“普世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那么它和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历史时序中必然发生的文明转型进程，那么文明冲突实际上是不同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转型时在地理空间中展开的冲突和搏斗，以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纠缠在一起，就成为古老文明现代转型所必须面临的难题。

亨廷顿使用“文明”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强调文化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塑造作用。然而，全球地理空间中分布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差异，尤其是塑造文明价值形态的宗教之间的差异，足以表明文化价值观念的展现形式是多元的，甚至具有主观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几大文明秩序都是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塑造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将古代的帝国概括为“文明帝国”，并非忽略商业贸易、军事征服在古代帝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于突出强调这些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将人类秩序从野蛮的动物秩序（无论是暴力征服还是商业交换秩序）中拯救出来，从而进入人类文明秩序。

“文明”之“文”就是区别于“野”，区别于野兽的野蛮；“文明”之“明”就是区别于“昧”，在于强调通过学习理解世界，从而摆脱动物的蒙昧状态。“文明帝国”这个概念突出区别于野蛮秩序，意味着必须用更高的维度来衡量人类文明，这就是各大文明中以宗教方式提供的共同尺度，即比人更完美的神的尺度。正是在“神-人-兽”的三维立体秩序中，古代文明帝国秩序将这种文明的理念贯穿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从而建构起完整的秩序，推动人类从野蛮状态迈向更为完美的神的秩序，将人类生活和人的灵魂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古典区域性文明帝国在文明品格上都具有“彼岸性”，都将世俗生活看作通往未来更好的神性生活的阶梯。

从文明向善的角度看，文明之间仅仅具有差异，不应该存在冲突，反而这种差异的对照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可能性，反思自己的文明体系中通往神性生活的途径是否更好，而这种反思、比较和学习能够促进各大文明不断扬弃文明的外在形式，从而开辟更好地通往神性生活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之“明”恰恰强调文明本身必然是反思性的、开放性的，并会随着时势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缺乏反思性的宗教独断论和严苛的律法体系都很容易塑造出一种扼杀反思的新的动物本能，让人变成披上文化外衣的动物，完全被宗教和文化塑造的动物本能所左右，造成一种新的蒙昧。

我们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中国古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纲常信条、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以及今天席卷全球的身份认同政治中，都能看到这种新的蒙昧状态。因此，“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乃是全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共处之道。然而，一旦回到文明生长的“此岸性”，回到世俗的生活中，政治权力的支配问题就不可避免，宗教信条的独断和严苛律法的政治支配就会出现，基于政治权力争夺所产生的文明冲突就在所难免。亨廷顿正是从国际政治关系出发，看到文化价值多元的文明问题如何变成了无须反思的认同问题，认同政治绑架了宗教和文明，从而将国际政治冲突转化为文明冲突。人类生活在彼岸性与此岸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今天“文明对话”的应然与“文明冲突”的实然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