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才会看到2月3日，在军队的建议下，开始建造三所方舱医院来隔离、治疗轻微的病患者。也就是在2月3号这一天，我的同事北大法学院的两名教授在互联网上公开呼吁武汉政府紧急征用大量的楼堂馆所，便于进行个体的隔离，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武汉政府仅仅是简单沿用2003年SARS的小汤山模式，而没有测算过可能出现的感染人群的数量。而在修建医院这10天的宝贵时间里，至少从1月26日军队医院开进武汉以后，为什么不马上就建设方舱医院来缓解医院压力？为什么不从1月23日封城之后就开始征用楼堂馆所，进行有效的个体隔离和救治呢？

在这场与时间竞赛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湖北、武汉两级政府的应对漏洞百出。中央高层领导在各种讲话和报告中，一直都强调要具有风险意识，防止出现灰犀牛、黑天鹅这样的事件，要求中央各部门以及各级政府作出切实可行的预案。然而，我们在武汉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情景。

国家治理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总而言之，这次武汉疫情暴露出我们国家治理中面临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其一，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后工业的互联网时代，可是我们的决策体制和机制，依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层层集中、层层下达，这是一种垂直的体制，缺乏一种扁平化的快速决策体制。

第二，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风险社会中，可是我们的官员和老百姓依然是一种小农社会的形态，缺乏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今天中国的精英阶层绝大多数都成长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之下，自觉、不自觉的都带有一种小农的心态，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从十八大以来，始终将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治国理政的主线。中央高层在最近的会议中，已经把武汉疫情的防控看作是一次大考，就是在考验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效。

部队驰援武汉  图自新华社

那么湖北武汉两级政府官员在这次大考中的成绩如何？又如何为这次疫情的扩散承担主要责任呢？我相信百姓心中都有杆秤，全国人民都是最好的考官。平心而论，这次武汉疫情防控一开始的决策失误丧失了防控的最佳时机。可是一旦作出了决策，开始行动起来以后，尽管缺乏有效的预案，缺乏工作经验，缺乏应对的能力，在工作中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毕竟我们的举国体制发挥了巨大的优势，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我们公立医院一线的医生和护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无怨无悔、加班加点，像士兵一样与病毒在做斗争，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医疗改革必须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支持，而不能简单按照市场化的逻辑，将公共卫生事业，简单的交给民营医院。

而与此同时，各省、市、县、乡、村层层的防控，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为我们支持、防控疾病的扩散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比较一下，最近美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流感，就死亡有上万人，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两种不同的治理体制的效能所产生的不同。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这种治理的方式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我们的一线医护人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更重要的是全国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全面提升我们国家的决策和治理水平，尤其是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社会，无论是疾病的风险还是其他灾难的风险，舆论、信任和决策所带来的风险，乃至于恐怖袭击的风险，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应该做出切实可行的预案。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那么对于提升我们国家治理水平会有巨大的帮助。

【本文为作者在“三联中读”录制的讲稿，后由“法意读书”整理首发，原标题为“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为便于阅读，“文化纵横”对相关内容作了重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