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这一阶段正好是大学放寒假的期间，也是春节大返乡的期间，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流动，而缓慢复杂的决策程序，错失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时间，导致冠状病毒一下子从武汉飞向了全国，陷入到今天全国各地封闭的被动局面。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这场灾难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可想而知。这其中的人祸不是某个人，而是人人都陷入其中的决策机制。在全国的一片问责声中，我们会看到武汉市、湖北省、疾控中心专家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现代版本的官场现形记，这场决策的失误和责任纠结在哪里？

这显然不是我们网络媒体能够说清楚的。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政治挂帅、报喜不报忧的决策惯性影响下，一些官员、专家放弃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面对问题，层层欺上瞒下，推卸责任，不做决策，不敢担当，不负责任。我们都知道，在病毒开始蔓延的关键时刻，湖北省官员为了给湖北两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各级官员和媒体始终在隐瞒真相。当一些医生迫不得已通过网络公开疫情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以传播谣言为由传唤八名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切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甚至在1月18日，武汉还在举行有4万家庭参加的百家宴，甚至在1月20日最高领导人作出指示之后，湖北省的各级官员依然没有行动起来。就在1月20日到22日，香港著名的病毒专家管轶就在武汉，他对媒体透露出来，最惊讶的就是武汉当地的卫生防疫防卫根本没有升级，根本没有拉响警报。

武汉市民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对疫情完全没有感知，所以管轶选择逃离了武汉。一直到1月22日，中央高层官员飞抵武汉来部署指导工作，才有武汉23日封城的措施。毫无疑问，湖北武汉两级主政官员的欺上瞒下官僚主义和麻木不仁是武汉疫情向全国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我们看到临近的河南、四川、以及江苏、浙江政府的治理能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赞誉。而湖北两级官员无能的顺口溜也在网上流传，这足以说明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武汉封城后，志愿者协助社区服务  图自新华社

在1月20日之后，武汉的疫情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对病毒的扩散？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性的超大规模社会，人流、物流、货币流、信息流、知识流，一方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包括疾病传播、金融危机乃至于恐怖袭击等等，而这些风险通过互联网的高速流动和传播，造成了心理恐慌、信任危机乃至于政治风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的风险社会，然而从官员到普通百姓的整体心态，依然是农业社会的心态，小富即安，缺乏风险意识，缺乏防范意识。

尽管我们经历了非典的经验教训，但是从1月20日高层决策之后，武汉应对一切的情况看，足以证明，我们并都没有为防止类似的疫情制定一套成熟的系统的科学有效的应对预案。

一方面，在举国体制下，中央和各地全力支援武汉，专家、医护人员、资金和物流纷纷涌入到武汉。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捐赠堆积如山，物流瘫痪、无人调度的局面。武汉毫无准备的仓促封城，导致整个城市瞬间瘫痪，甚至连医护人员的上下班出行都成了问题。大量的捐赠物资，放在红十字会的仓库中。可是一线的医护人员连口罩等这样最基本的防护物资都缺乏。大年三十本该是举国欢腾，全家团聚的日子，可是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连一顿热饭都吃不上，没有物资、没有防护、高强度的危险工作，没有人轮班顶替，更没有人慰问和关心。一线医护人员绝望痛苦和愤怒呵斥管理层的视频，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武汉市乃至于湖北省，根本就没有解决类似问题的预案，一切都依赖一线政府官员的个人调动能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是武汉市、湖北省、乃至于国家的卫健委，如果早就制定了为防范类似疫情的风险预案，那么湖北、武汉市政府的两级官员，不至于陷入到如此的乱象中去。对于类似疫情，集中隔离防治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国家就按照小汤山模式，用10天的时间，以中国建设的速度建起了两所医院，可是等到交付使用的时候，却发现这两所医院还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