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释

(1) 苏力：《秋菊的困惑与三杠爷的悲剧》，载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关于对“国家与社会”这个理论范式的讨论，参见强世功著：《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赵晓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二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

(4) 梁治平著：《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5) 赵晓力：《祥林嫂的问题：答曾亦曾夫子》，载吴飞（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

(6) 郑戈著：《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 : 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7) 〔德〕马克斯·韦伯著：《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8) 参见强世功：“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和出路”，《文化纵横》，2013年第10期。

(9)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 关于“词”与“物”的区分来源于福柯，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苏力非常娴熟地运用这个理论来分析中国法治建设中面临的问题。相关讨论参见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11) 苏力著：《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12) 关于现代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讨论，参见苏力著：《送法下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晓力：《通过法院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月第2期；强世功著：《法治与治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强世功著：《惩罚与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

(13) 参见〔美〕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于明著：《司法治国：英国法庭的政治史（1154 – 1701）》，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

(14) 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著：《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个面孔》，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 参见〔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6)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著：《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17)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8) 对“人大释法”的政治功能和法律技艺的讨论，参见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强世功：《司法主权之争》，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5期。

(19) 关于“大国法治”的论述，参见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7日。苏力在其最新著作《大国宪制》中，也忽略了法律多元主义这个主题。

(20) 关于清帝国与法律多元主义的讨论，参见汪晖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张世明著：《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21) 苏力著：《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

(22) 参见强世功：《“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从法律帝国到法律多元主义共和国》，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

(23) 关于多元现代性的论述，参见〔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等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24)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强世功：《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三条道路——中国宪制的建构与完善》，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期。

(25) 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26) 参见〔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7) 有关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参见邓正来著：《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关“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区分，参见〔美〕罗伯特·波斯特著：《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左亦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28) legalism可以理解为“律法主义”，也可以理解为“法制论”，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法家”。这个词的核心含义就是强调没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道德要服务法律，或者服务于法律设定的标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实际上是现代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西方文献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美〕施克莱著：《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彭亚楠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亦参见强世功著：《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法家往往被看作是潜藏着现代性思想，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和法治思想相吻合，而儒家和道家思想往往被看作是反现代的。参见〔德〕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美〕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9) 关于这种法律多元局面的描述，参见〔德〕韦伯《法律社会学》；〔美〕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叶士朋著：《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30) 关于这种法律多元主义理论的论述，参见千叶正士著：《法律多元》，强世功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Sally Engle Mer, Legal Pluralism，Law & Society Review, Vol. 22, No. 5 (1988), pp. 869 – 896.

(31) 〔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第1页。

(32) 在苏力讨论“秋菊的困惑”之后，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已经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文献。有关的经典文献，参见陈颀、强世功主编：《秋菊的困惑：“法律与文学”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即出）。

（原载《东方学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