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运动”在报告中指出，In-Q-Tel公司的第一名首席执行官名为路易（Gilman Louie）。这名路易正是施密特的“老熟人”，两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时In-Q-Tel投资了一家名为Keyhole的卫星测绘公司，一年后该公司被谷歌收购成为谷歌地球的一部分。

2019年，路易为施密特的国防创新委员会撰写了一份白皮书，以“美国或在5G领域落后中国”为由敦促五角大楼和国会加大投资；2021年，施密特和路易一起出现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人工智能创新国家战略”小组讨论会上；2022年5月，拜登任命路易为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

In-Q-Tel公司首名首席执行官路易（资料图）

今年，路易与施密特旗下基金会的前高管成立了投资公司“美国前沿基金”，“主要政府客户”将包括商务部、国防部和能源部，将来还会包括州级客户。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沿基金”网站曾在一篇新闻稿中称，公司“董事会和主要资助者”中还包括施密特本人，但这篇新闻稿不久后被删除。

“问责运动”称，施密特“向6家以上的国防初创公司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并可能利用他对“美国前沿基金”的影响力将公共资金引导到他投资的初创公司。

施密特鼓吹中美“新冷战”，意欲何为

“无论是出于恐惧的立场，还是人们害怕某些东西，还是出于领导的立场，我真的不在乎我们是如何达成目的的”，这是施密特2017年在一场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峰会上的讲话。显然，他认为，恐惧可能是说服政府领导人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一个激励因素。

在华盛顿编织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网后，施密特将“恐惧”作为工具，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中美“科技新冷战”。

观察者网查阅资料后发现，早在2019年，时任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施密特就多次在公开发言中强调人工智能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拜登上台后，“自己人”已经遍布白宫、五角大楼和CIA的施密特更是化身“炒作大师”，开始大展拳脚。

2020年6月，施密特接受BBC采访时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后美国几年，但在未来数年内就可能赶上；而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国与西方不相上下，甚至更领先一些。他认为西方应该以技术竞争来回应。

2020年10月，施密特在参加Politico“人工智能峰会”时宣称，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whatever it takes）在人工智能领域击败中国；面对当时美国政府对谷歌提出的反垄断诉讼案，施密特则称，美政府应该把时间精力花在中国身上，而非紧盯着谷歌。

2021年1月，施密特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CSG）炮制了一份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报告，建议华盛顿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asymmetric competition）。四川质量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熊节认为，美国科技界与政策界已经开始全面谋划一场针对中国的“科技新冷战”。

2021年2月，出席美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施密特极力渲染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对抗的“紧迫态势”，称“美国只领先中国一两年，而非五年十年”、“中国在人脸识别等领域遥遥领先”……他呼吁国会和政府“以某种形式在资金上提供帮助”。

2021年2月，施密特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视频截图

2021年3月，施密特向CNN再次抛出美国“人工智能领军者”地位即将被中国取代的论调，以此来敦促国会加大对该科技领域的研发资金投入。他多次强调“国家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一词，声称中国目前在5G领域10倍领先于美国，美国已在5G上面临这一形势，甚至可能“已经输掉了这一局”。

2021年7月，施密特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部分领域即将赶上美国，速度比他之前预想的要快得多；在美国人工智能国安委员会主办的峰会上，他公开呼吁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正视中国在AI领域的进步，称“美国需要AI硬件方面领先中国至少两代”。

2022年2月，施密特同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政府的“犹豫不决”使该国在5G技术建设的竞赛中“远远落后”（well behind）中国。文章重点提及，就行业投资而言，中国在5G方面的投资也让美国“相形见绌”（dwarfs America's）：中国已斥资500亿美元，未来五年内将再投入1000亿美元；而《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仅授权在2026年前投入15亿美元用于5G移动网络。

施密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5G领先美国

政商“旋转门”的自肥之路

施密特为什么要极力鼓吹中美“科技新冷战”？若厘清施密特在过去十几年编织的利益网和公开发言，大家就不难发现，其真实意图或许仅有一个字——钱。

拥有商家大佬和华盛顿高官两种身份的施密特，在美国社会散播冷战式的恐惧心理，敦促白宫和国会加大在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投资，继而利用政商“旋转门”机制不断为自己或所属利益集团谋取私利。

所谓政商“旋转门”（revolving door），通常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的“旋转门”；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

回顾施密特履历可知，他属于第一类，即前企业高管进入联邦政府担任要职，并在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为自己或所属利益集团谋取私利。

10月31日，美国科技媒体“Protocol”发文称，多年以来，施密特以国防部创新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之便，一直敦促五角大楼加快软件采购进程和国会增加在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拨款；同时，其旗下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科创企业从联邦机构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

施密特在华盛顿编织的利益网，美媒Protocol制图

根据分析机构CB Insights提供给Protocol的数据，施密特参与了对人工智能公司的超20亿美元的投资：

军事AI软件提供商Rebellion Defense在2019年和2021年从施密特的风投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获得至少1.5亿美元的融资，该公司不久后被选中从美国空军获得高达9.5亿美元的合同，以帮助构建其先进战斗管理系统；

定位为利用人工智能发现新化学材料的Citrine Informatics公司在2016年、2019年和2020年从Innovation Endeavors那里获得总计近4000万美元的融资，此后，分别在2015年和2022年两次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总价值达360万美元的合同；

Alphabet子公司、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公司SandboxAQ获得了CIA风险投资公司In-Q-Tel的资助，SandboxAQ及其收购的加密安全公司Cryptosense都在参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一个项目的候选供应商候选名单，施密特正是SandboxAQ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施密特的风投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还与加密AI公司Duality Technologies有联系，在施密特担任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期间，该公司拿到了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一份价值1450万美元的合同；

施密特仍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东，并投资了该公司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衍生产品，而谷歌cloud则从支持人工智能的联邦投资中受益……

“有很多人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来回穿梭”，对于施密特编织的利益网，美国政策监督机构人工智能和数字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主任兼董事会主席希科克（Merve Hickok）很是担忧，直言“这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利益冲突和问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