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皮凯蒂 翻译/观察者网 冯智源】

一、用新眼光来看世界

20年前，在遭到客机撞击后，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轰然倒塌。此后，美国及其一些盟国以那次史无前例的恐袭为契机，发动了针对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的全球战争。

对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sm）而言，9·11事件证明了国际政治学着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的正确性。于是，“文明冲突”便成为了读懂世界形势的新概念。就像80年代的“里根主义者”把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六七十年代的著作作为床头读物一样，新保守主义者也把亨廷顿的书放在床头。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的复仇欲最终只加剧了围绕“身份认同”斗争。伴随着一系列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级）谎言，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这种行径也彻底破坏了“民主国家”的“信用”。

美军将绳子绑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囚犯脖子上的照片广为流传。因此，号召“圣战”的组织自然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吸引新兵加入。

美军还十分傲慢，在使用武力方面也不加以克制，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由此激增（仅确认的就已超过10万）。这导致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混乱，最终导致“伊斯兰国”的崛起。

美国在阿富汗也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失败。西方对阿富汗20年的占领于今年8月结束，塔利班政权“卷土重来”，象征着这个不幸时代的终结。

8月31日，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士兵进入喀布尔国际机场 图自视觉中国

没能把握住最初的机会

我们有必要从9·11事件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读懂世界形势。现在到了该用“共同发展”与“全球性的正义”来取代“文明冲突”概念的时候了。

而这需要有个明确的、可佐证的“共同繁荣”目标，还需要提出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新经济模式，以便世界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军事占领一个国家，这种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加强最反动和最激进势力的力量——现在没有人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但问题是，当这种军事性的权威主义视角失去其力量时，它就有可能面临着被孤立主义所取代的风险。

还有一种经济幻觉在蔓延，即“如果物质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财富就可以自发分配”。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阶级化的，世界各国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21年，我们没能把握住最初的机会。尽管人们早就开始讨论该如何向跨国公司征税，但最终大家还是变成在讨论“如何在富裕国家之间分配税收”。

如果可以对跨国公司、大富翁等征税以增加税收，那么这些钱应该由所有国家按照其人口比例来共同分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究其原因，首先，每个人都应该在医疗、教育和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其次，若没有穷国，也就没有今天繁荣的富国。

当世界的“另一头”发生难民问题时，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应该由当事国的邻国来接收难民，也丝毫不关心那些邻国到底有多穷。但是，每当谈到开采铀、铜矿时，无论西方公司距离多远，首先赶到的总是它们。

本文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与他手中的《21世纪资本论》 图自《财富》杂志

如何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

如果将“所有国家分享税收”作为原则，那么当然需要谈论分享税收的标准以及必须要遵守的规则。

这是一个机会，用来制定既具体又严格的规则，其中包括尊重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其他国家，只要想得到本国的那份利益，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为了防止这些资金被滥用，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系统，用来追踪不法行为。此外还应该增加透明度，以确保没人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无论在公共机构还是民间，也无论在哪国。

关键是要制定具备中立性和普遍性的标准，以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是在阿富汗、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产油国，还是在巴黎、伦敦或摩纳哥，人们面临的规则都应该是一样的。

每当西方国家谈到发展中国家的自治和发展权时，他们总是借“腐败”为由无视他国权利，同时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独裁者和富商勾结。西方应停止继续这么做，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结束，在未来，贸易必须基于社会、环境等客观指标。

很明显，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尽快翻过“不同文明间的战争”这一页，因为美国面临的威胁不再是伊斯兰主义。

对如今的美国而言，中国是个威胁，甚至还有比中国更大的威胁——美国内部的分裂。如果美国因社会、种族的分裂而发生内战，那么它和它的制度都将崩溃。实话实说，除非美国改变其经济模式，否则将无法解决对华问题，以及其国内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如果美国不能对新经济模式提出建议，那么在维持国际秩序、支援（穷国）发展等问题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也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和俄罗斯。

从9·11事件中走出后，世界将不会是一个新的孤立主义时代。相反地，那应该是一个基于国际合作和普遍主义的“主权主义”新浪潮。

托马斯·皮凯蒂在“COURRiER Japon”上的专栏文章 截图自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