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冒险性的著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柯文是个野心勃勃的历史学者。《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狠狠地挑战了学术权威的“范式”之后，他的学术兴趣其实已悄然发生另一个重大转移——用他自己的话形容，他开始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心醉神迷”。这个结果，便是他1997年推出的又一本令历史学界大开眼界的著作《历史三调》。

从表面上看，《历史三调》是一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之作，但它与我们认知里“传统”的历史书非常不同，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甚至大胆的结构方式——将义和团置于三重框架中来研究：第一重，“事件”，即历史学家后来叙述的义和团的史实；第二重，“经历”，是义和团运动不同阶段亲历者的经历和感受，指出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与“当事人”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重，“神话”，讨论20世纪初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义和团的不同阐释和种种“神话”。这三部分，构成了“历史三调”。

他也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颇具洞察力地指出，义和团在后世的叙事里被不断地更换面目，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义和团“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挑明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文化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们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西方的——西方既代表帝国主义，又代表现代化。当它被看成前者时，对义和团的解读就是正面的；反之，义和团便成了“盲目排外”和“愚昧”等的代名词。

在采访中，柯文一再强调，他表面上写的是义和团，实际上义和团只是一个载体，他想讨论的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书的结论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义和团事件有多大的代表性？它是独一无二的吗？后世的历史书写是将历史作为神话，还是将历史作为历史重建？……虽然《历史三调》侧重于义和团，但我强烈地认为，‘事件、经历、神话’这些概念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它实际上是关于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历史问题等更广泛的研究。”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历史三调》更像是一本历史方法论的书。”在杨念群看来，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走得更远了一些”，“我在课上讲历史方法论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例著，列入后现代的一个方法论来讨论”。杨念群说：“他实际上在讨论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主观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时代有一个主题，而对这个时代主题的回应，就变成了历史书写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历史的书写也会随之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观点。”

“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经历，我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是我在美国出版最困难的两本书。”柯文不无幽默地调侃自己。有意思的是，《历史三调》这本后来在中国学界获得极大声誉的著作，最初的出版也是困难重重。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样，当它克服重重困难终获出版后，立即收到热烈回馈——出版当年，即获得了分量极重的两项大奖：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和新英格兰历史学会最佳图书奖。

柯文至今也以此为最自豪的著作。令他非常高兴的另一件事情，是当年一位评审将此书与史景迁的名著《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相提并论，说这两本书“可能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有关中国现代史的最具冒险性的著作”。能与史景迁这位大历史学家的著作相提并论，令柯文毫不掩饰他的兴奋。他个人的感觉是，《历史三调》出版后，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增加，被邀请到中国开学术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柯文在回忆录里也详尽描述了他参加的几次学术研究会，对当时讨论的氛围、热切程度进行了详尽描述，现在读起来不禁令人感慨。

“我不需要标签”

“《历史三调》代表着柯文教授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雷颐评价称。后来，柯文更愿意讨论历史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循此进路，柯文在2009年出版了《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烂熟于心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被神话”的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关键时期——从辛亥革命、民族救亡直到60年代“反修斗争”和“三年困难时期”曹禺的话剧《胆剑篇》——所起作用进行了层层剖析。

如果说“起初历史于我是中国史”，那么后期柯文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而进入历史哲学的讨论。比如他2014年出版的《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聚焦于六个国家——塞尔维亚、巴勒斯坦、以色列、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它们在20世纪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每个事例中的危机都涉及战争或战争威胁。为了应对危机，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发生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历史故事。在这部作品里，柯文展现出广博的阅读和厚实的知识基础。他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信手拈来，对小说、艺术，作品显示出深厚的功底，令人叹服。

“虽然柯文教授的学术思想、研究路径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但其中不变的是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精神，对自己所处‘学术共同体’共奉的范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学者雷颐评价。在他看来，柯文后期的作品更加注重历史叙述，柯文本人也从早期的研究某位具体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历史学家逐渐向历史理论学家演变。“其实像布罗代尔或布洛赫这些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的路径。”

“在完成一些具体的历史描述之后，很多历史学家都想要归纳、总结、提炼，形成一种对历史的总体看法，包括我自己。至于能做到什么样的水准，与个人天赋、能力和学识水平有关。当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都有多卷本的著作，他们对欧洲的历史起源问题有更深的洞察，他们都是大师级别的，我们或许没法和他们比，但至少这是我们历史学家共同的心愿。”杨念群承认，作为历史学家，这个群体已经不满足于对历史的本身做一个简单的记载或描述，“你得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与时代的个人的思考相连接，这样历史才会被激活”。

柯文后期的著作里多次提及对“历史”含义的讨论。其实他的注意力已不再是某一段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转变为“历史学”（historiography）的研究。有一些评论把柯文归为“后现代”历史学家。当被问及他是否认同这个归类时，柯文断然回答：“我不同意！”他转而说：“我没有标签，我不需要任何标签。”

“在我整个学术生涯中，长久萦绕于心的是我期望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最大限度地重构中国历史，而不是关心西方人自以为富有价值、符合常规的历史。简言之，我想摆脱中国历史研究中‘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先入为主的观念。”

如今的柯文每天保持固定的工作时间，整理回忆录，重溯“走过两遍的路”，一副怡然自得、置身江湖之外任人评说的姿态。“每一代历史学家，都要重写上一代历史学家写下的历史。”这是柯文对待上一代的宣言，也是他坦然面对注定将被“下一代”重新书写的态度。

李菁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