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风

《在中国发现历史》被视为“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学术反思”。在这本书里，柯文对自己的导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言辞犀利。“这种批判立场对费正清和列文森公平吗？”这样的声音恐怕也不仅仅是当初出版社评审的意见。

“在写这本书之前会有犹豫吗？因为在外界眼里，您是与费正清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学生，您是否担心这种公开而猛烈的学术批判会被视为冒犯甚至背叛？”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柯文不假思索地摇头否认。“很多人困惑于我与费先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我对费正清持如此批判的立场，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费先生对我那么好，在他们看来，我或许是‘背叛’了他。但是，不，费先生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

实际上，早在柯文完成书稿时，他就在第一时间寄给费正清了。令人感佩的是，当费正清得知柯文在出版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他主动给其中一家出版社写信，形容这本书“极为精彩”，鼓励他们出版。他还告诉出版社，他正在编《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在该书的导论中他“希望能引用这本书”。

“尽管在那本书中，我对他的‘冲击-回应’模式提出批评，他并没有全部接受，但他并不将此视为个人恩怨。他拥有非同寻常的人格，所以我真的对他怀有极大的钦佩之情，一直到今天……”说到这里，沉浸在回忆中的柯文陷入了沉默。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还有更令人动容的故事。

1991年5月的一个清晨，费正清打电话给柯文，告知他因心脏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他不知道能否扛过这一关……然后问我是否愿意负责他最近几年一直在写的《中国新史》，他要求我读完他写的章节，并点评它们。最后他问我：‘如果我无法完成它，你能为我完成吗？’”

尽管柯文非常清楚，他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与费正清的有些差异，但此时此刻，他也意识到这是费正清生命最后阶段的嘱托。于是，他郑重地说：是的，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番通话之后的四个月里，费正清与柯文一直就此书频繁联系。费正清最终还是坚持完成了《中国新史》的全部书稿。1991年9月12日，他和妻子费慰梅去哈佛大学出版社递交了完整打印本。几个小时后，费正清心脏病发作，两天后离世。

此后，柯文如之前承诺的那样，负责了出版后期的一些编辑工作，以及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合作。“这意味着我和他的关系是不寻常的。我曾经以费正清的批评者而闻名，但他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只能说，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我们一样，把学术讨论放在个人关系之上。”

其实，在正式开展对费正清和列文森的批判前，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开篇的绪论里，特地引用了费正清和列文森的两句话，大约是作为间接的致敬，也颇有学术界的骑士之风。柯文说，费正清本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包容所有异于自己的观点和学说，即便他本人未必同意对方的观点。他有一次“用费式简明扼要的风格”说：“不站在前人肩膀上，踩在前人脸上，人类怎么进步？”柯文也对列文森充满钦佩之情，早年柯文去加州探望好朋友时，与列文森有一面之缘。1969年列文森因意外去世，柯文震惊之余也非常难过。柯文相信，虽然列文森因为早逝“不能对刚刚涌现的解释历史的新潮流做出反应，但是他目光敏锐，思路精细，从来没有把自己永远束缚于任何假设的框架之内”。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热”

1985年的一天，有人敲开柯文在哈佛大学办公室的门。来者自我介绍叫林同奇，之前在中国国内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现在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他说读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觉得很有必要翻译成中文并介绍到中国。

“但当时是1985年，没有几本美国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可是林同奇说他会翻译，而且会努力促成该书在中国出版。我根本不相信他，我想他一定是疯了！”其实早在1977年，柯文就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美关系逐渐解冻，美国方面组织了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柯文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也受邀前往，但当时他与中国学界并无多少交往。

柯文与《在中国发现历史》译者林同奇

有趣的是，柯文在中国台北学习期间，给自己取了一个接近他英文名字Paul Cohen发音的中文名字“柯保安”。等到美国学界与中国学界恢复交往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保安’这个名字不太妥当，我后来自己改成‘柯文’，一直用到现在”。之后，“柯文”这个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大陆学术界。

让我们回到1985年。尽管对林同奇的提议将信将疑，柯文还是同意让他做翻译。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林同奇就是在传统的四四方方的格子纸上写下初译稿—— 一章一章地翻译，然后给柯文看。柯文提出修改意见，林同奇再出修订版。二人达成共识后，再开始处理下一章。

1989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柯文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它在中国受到超乎寻常的欢迎，此后屡屡加印。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本书引起的热度，或多或少也与它拥有“中国中心观”这一耀眼的主题有关。而这要归功于译者林同奇——原书的副标题是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美国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写作），而他直接以“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代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念群是在读书时知道柯文和他的作品的。“它在国内有很大影响，是因为它与当时整个国内的学术潮流不太同步——当时的时代思潮是主张‘走出去’，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去理解中国，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与此相悖，国内的读者第一反应会有些不解，但是也觉得有新意：除了拥抱西方、拥抱现代化，我们是否还可以有另一个路径？”

杨念群说，在此之前，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大家也基本认可他的思路。“费正清的结论给人一个印象：中国像被包裹在一个传统的外壳里，只有西方冲击才能打开。但是在柯文看来，中国本身隐藏着一些类似西方的现代性因素，我们应该从中国内部来寻找这些因素。如果找到了，那就说明中国文化是有活力的，它的历史不需要完全依赖西方进行解释。这给当时的我们以非常大的启发。”

杨念群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展示的是美国的中国学变革，是美国本身对学理的反思，但是反过来这套方法论对中国学者又有很大的影响。“柯文在批判了几种模式之后，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看中国应‘一横一纵’。一横，即是应该把中国分解成不同的地区——类似人类学，有点像费孝通先生那样做民族志，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做，这样就把‘铁板一块’的‘整个中国’分解成一个个的个案，从而可以更详细地研究；一纵，可以理解为我们不要老是看帝王将相，而是要看普通的人民群众，做社会史、民众史。他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影响非常大。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做区域史和社会史，这才是慢慢接近中国本来历史状态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杨念群提醒我们，当年“在中国发现历史”或“中国中心观”之热，其实也暗含了另一个主线，那便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国学热”和“文化热”——“就是提倡我们要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因素，‘在中国发现历史’跟这个思潮是呼应的。理解柯文在中国的影响，也要增加这样一个视角”。

“柯文是为数不多的认真撰写关于历史技艺的历史学家。”柯文的哈佛师弟、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评价说，柯文因《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首次在他同时代的小圈子之外引起关注”。现在，“对寻求美国历史学的清晰总结的研究生来说，这是一本必看之书”。

饶有趣味的是，周锡瑞当年也曾向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提出挑战，但是此刻，他却从另一个角度发出“警告”：“很多学生在读完此书之后，认为费正清的书不再值得一读，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费先生著作的精髓所在。我要求我的研究生一定要看费正清本人的作品，尤其是他早年对海关的研究（《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特别细致、特别严格，运用各种材料——有中文的、英文的材料，费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能被轻视。”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柯文教授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指出了‘冲击-回应’论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恐怕有‘矫枉过正’之嫌……‘冲击-回应’理论至今仍然有生命力，而且它可以解释大部分历史资料，只是需要补充一点：同样的冲击，‘各有各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