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精卫”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怎么可以战胜日本呢，所以我们只能投降，日本人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才能保存自己，免遭灭顶之灾。反之，如果选择抵抗，就是狂妄自大、自不量力，是“害了我们中国人”，是“国贼”。这在当时就形成了这样一股重大的政治势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跟着汪精卫的人很多，不是一小撮，甚至在一批民众中间也构成了伪军的基础，伪军的数量几乎和国军一样多。

汪精卫在1939年发表演讲（图片来源：网络）

好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诞生成批“汪精卫”和“伪军”的土壤，“爱国贼”这样的称呼也在网络上越来越不得人心。就像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网络上的“逆向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思想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出了什么问题都是咱们祖先忒混蛋，而西方人的一切都代表先进、文明、进步，这种对于祖先系统性、全面性的否定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警惕，近些年来，由于经过了百年的奋斗，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又有人把这也归结为“还是咱们的祖先好”，认为我们的传统、旧的东西都是对的，我也不是特别赞同这样的说法。正确的态度是客观看待我们的成绩和我们的困难，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困难解决困难。历史证明，虽然这个过程牺牲很大、曲曲折折，但是总体来说，我们中国人走得不错。

观察者网：您认为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弘扬积极的爱国主义和抵制“卖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潘维：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爱国主义的反面是卖国主义，而爱国主义走向了以邻为壑的自私就成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对他国的欺凌就变成了帝国主义。

我认为目前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这样积极的概念弘扬不够，而对于卖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击水平不高，除了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词汇含义的混淆以及我们对于西方政治运动的误解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是特别明白这些事情是需要拿出来讨论的，理越辩越明。

我们不能惧怕“汪精卫”，或者说对于“汪精卫”式的言论不能一封了之，相反，出了汪精卫，我们的抗日战争就好办了，我们就知道了哪些人不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那些可以团结的对象又可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的统一战线就容易形成了。

所以说还是得让大家在讨论中明辨是非，官方舆论固然肩负着引导正能量的职责，但是我认为认识问题需要在争论中解决，思想问题需要思想斗争来解决。

观察者网：过去，当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和纠纷的时候，中国的国民习惯于用“抵制”的方式来支持国家，而这次中美摩擦也有很多老百姓喊出了“抵制苹果”的口号，您对这种抵制怎么看？

潘维：数年前，由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喊出了“抵制日货”的口号。这种抵制的思维最早可以上溯到五四时期——

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胶东湾的殖民地，中国没能得到这个权益，日军早就占领了。所以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抵制日货，可是人家是军队把你的土地占领，占领了十几年，直到抗战爆发之前进出山东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时候中国人抵制日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抵制日货”是当时的中国人作为弱者无奈的选择。

而且这种抵制的效果也是极其有限的，参与其中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就像前几年中日关系紧张，一边国内喊抵制日货，另一边由于人民币升值，一群人还专门去日本扫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