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农协为何能助力日本经济？

从这段历史看，如果将1943年的《农业团体法》看作是城市政府与地方农村的“拉锯”过程被打断，转为政府强制主导。那么战后的“农协”组织可以看作是又回到了明治维新现代化的“拉锯”思路上，即，一方面农民通过自组织维护既有的权益和乡村、地域认同；另一方面政府力求将农村纳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循环中。

基本思路相同，决定了日本战后成立农协组织是历史发展自然的路径依赖，甚至我们极端点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然而，正是因为“汤”，也就是战后的客观环境条件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使得农协组织发挥了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积极作用。这些“汤”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战后，美军司令部（GHQ）将“农民解放”作为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GHQ指令的农地改革废除了寄生地主制，转为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结构和农业流通体制。而1947年实行的《农业协同组合法》也规定，农协原则上应保障成员选择的自由、确立和尊重农民利益的主体性，建立农业生产合作体。这就使得农协组织具有了不同于战前的利益出发点，具有了“民主社会”之大义。

其次，战后日本的经济模式也发生变化。战前日本曾被人调侃为“贫穷的帝国主义”，其经济政策要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和对外争夺帝国主义利益的需要。因此，农村和农业组织自然都会逐渐成为城市资本主义工业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双重掠夺对象。而战后，日本将国防交给美日同盟，在美国援助与自身工业底子的支持下，顺理地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使日本具备了保护国内农业、缩小城乡差距的物质基础。

再次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竞争态势。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的右派保守政党都将农村视为自己的稳定票仓。而由于保守党长期执政，也乐意给农村给予政策支持与保护。同时，由于明治维新以来农村与城市地区的复杂“恩怨”，农村地区同样存在自我保护、不满执政势力的潜在心理，使得左派革新政治力量有可能对农村施加影响，又进一步促进了保守政府对农村的政治倾斜。

最后，还有一个隐性条件。由于日本的战败，战前的“爱国心”消失，而“乡土”与“传统”取而代之成为民族心灵的一种寄托。这样一种文化气氛减少了城市民众对政策倾斜的抵触情绪。

《海街日记》剧照

在以上条件的加持下，看似延续自战前的农协组织发挥出了与战前截然不同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内容已经有太多的研究言及，本文不多赘述，只简单归纳为三点：

首先，在日本这样资源匮乏且一度政治动荡的追赶型国家，农协合作化体系以及其它形式的国家政策保护是完全必要的。它保障了农村经济恢复，保障了地方稳定的向城市输出劳动力，避免了社会差距过大带来的撕裂，有利于城市化进程。

其次，农村虽然是自民党的稳定票仓，但是以农协为代表的农村自组织形式仍然发挥着很强的自治功能，有利于推动执政者实施有利于社会平等的积极政策。

最后，为了配合保护农村经济的政策，日本媒体对农产品和农村风土的宣传和精神讴歌，客观上也促进了日本战后民族自信心的恢复。

“前之蜜糖，今之砒霜”？

到了1980年代，农协发挥积极作用的外部环境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是经济状况的变化。日本经济增速放缓，被迫开始对国内社会福利动刀，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萌芽；同时，日美贸易摩擦加深，美国利益集团要求日本开放农业市场的呼声增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廉价产品的冲击，都客观降低了日本内部的农村/农业保护能力。

其次，政党方针转换。随着城市化的基本完成，农村人口数量缩减。

中曾根政府时期，自民党研判认为，自己近来的选举大胜得益于吸引了更多的都市选票，农村基本盘的重要性已经降低。同时认为，在未来，以“改革”和“开放”姿态吸引城市摇摆层的政治家会更加受到青睐。在这样的研判下，加上美国的压力，自民党要人们开始公开表达对农协的不满，这就促进了日本媒体放开了对农协的负面报道与批判，改变了社会空气。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华社资料图）

最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民众对日本式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满喷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