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在讨论中国三农问题时，日本农协经常被作为比较对象提出。国内对日本农协的评价也落在两极：一边是强调农协的合作性质，认同它在缓和城乡差距中发挥的作用；另一边则是强调农协经营的“垄断性”和组织的“僵化性”，甚至上升到是日本经济复兴与体制改革的“巨大障碍”的程度。

由于相关研究甚多，本文不再多评价农协的功过，而重点想讨论农协成败的“客观环境条件”。毕竟同样的组织形态，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大不相同，加上评价体系的变化，更是蜜糖砒霜的雾里看花了。

日本方西瓜（资料图）

农协并非从天而降

农协，全称“农业协同组合”，依据1947年制定的《农业协同组合法》设立。根据2022年公布的2020年统计粗算，农协共有正式成员与“准成员”10418人，地方组织共587个。资产合计117兆3066亿日元，2020各项经营收益1兆7101亿日元。

日本战后的农协实际分为专业农协和综合农协，前者是生产同种农产品而自愿组成的农民合作组织。而平时我们说的“农协”更多是后一种，即区域内绝大多数农民参与的合作经济组织。其业务范围涉及区域内生产主要农产品，同时为会员提供全方位服务——不但包括专业农协也涉及的产品销售、农资购买和技术指导，还会广泛提供与经营、生活相关的金融信贷、互助保险等服务。在2016年《农业协同组合法》大修前，农协内部存在自上而下的组织性管理，因此实际发挥了地方自治、游说/配合国家政策等社会及政治功能。

农协并非二战后从天而降，其基本形态在战前就已经形成。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农村的封建庄园经济形态决定了在领主的统治下，农民有结社与领主互动的必要性。当然此时的农村合作组织内部关系也是封建性的，以地主或大家族为主导。而到了明治维新，一方面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文明开化”，强制对农村移风易俗；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社会革命，所以政府的移风易俗又离不开传统社会主导阶层/团体的承认或支持。所以，从明治维新到战争结束，这一时期的日本农会组织，就是两种力量不断拉锯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拉锯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进步资本主义”对“落后封建主义”的斗争，因为日本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同样大量地依靠传统封建关系资源，而农村的封建自组织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发挥了维护农民集体权益，局部缓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对农村侵害的作用。

资料图

今天的日本农协仍然继承了这种复杂性。

在这样一种历史逻辑下，19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目的是对农村的自组织形式进行规范，排除国家与农民间存在的势力，建立农会组织和农村产业组织，将农村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的规划网络中。

在20世纪初，日本农村各地已经出现了生产、信贷、销售、购置生产资料等多种合作形式，系统性的合作社建设也在多处展开。但同时政府的管制也在加强，尤其是进入总体战体制后，1943年，日本颁布《农业团体法》，强制地方农会和产业组织合并为农业会，完全从属于政府进行战争资源动员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