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全国数据库中，社会安全号码是最为重要的枢纽。1935年《社会保障法》所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全体美国人的纳税调查为前提，每个就业者均需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码。1960年开始的社会保障数据库，将社会安全号码与1937年以来所有美国人的姓名、收入、福利及其领取记录、住址变更等情况关联起来。社会安全号码的用途不断扩展，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认证机制。

摘自：欧树军《灵境内外：互联网治理简史》

如“社会安全号码的用途”图所示，自1935年以来，美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社会安全号码关联在一起：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构到私人部门，个人福利号码不仅用于证明公职雇员、军人、陪审员、外国合法居留及入籍等合法身份，也用于证明纳税人、减免税资格、开设银行账户、申请贷款等基本经济活动，用于申请生育津贴、就业资格、失业救济、工人补偿、公共援助、食品券、学校午餐补助、医疗补助、退伍军人福利等福利项目，用于申请出生证、结婚证、离婚证、死亡证等个人生活的重大事项证明，还用于申请各类驾照、专业资质、支付令、亲子鉴定等重要的社会经济事务。

通过社会安全号码这种认证机制，美国在国家与普通人之间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渠道，将个人的各种身份、经济和社会特征整合起来，建立了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了社会安全网络。社会保障的“安全之网”，离不开以个人福利号码为核心所建立的“认证之网”。这是现代人不得不接受的政治现实，正是现代人对国家公共服务的需求，让国家有能力建立“认证之网”，进而构筑社会安全之网。

社会信息化成为国家治理化的前提，互联互通的基础认证制度成为社会治理的抓手，它可以重塑权力的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方式，它几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前提。从政治意愿和制度能力两方面实现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是识别公民身份、军人身份、福利受益人、罪犯、嫌疑人，提高社会透明度，减少偷税、漏税、逃税行为，减少福利欺诈，缓解信息和权力的双重不对称，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国家基础能力的制度前提。

因此，推动公民身份、财产、信用等基础信息互联互通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理性化的重要一环。改造国家认证体系、实现互联互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好的切入点。它非常迫切，是解决一个大型社会各种大规模治理问题的必需品；它相当可行，可在短时间内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它争议较小，更易达成社会与政治共识。

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国家认证体系，最可能受到的质疑在于，它是否会导致国家认证权力的过度膨胀。为了预防这一现象，现代国家通常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首先，在认证体系中设计“消除个人可识别性”的必经步骤，除具体负责的认证机构以外，其他政府机构所获得的认证资料，通常都是消除个人身份信息后重新编码的纯净版即匿名版，向社会公开的认证版本更是如此，这可以鼓励公民向国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促进信息流动与公共讨论，推动人们关注信息的实际内容而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保护个人的时间、位置、人身、名誉与财产免受不当侵犯等等。不过，匿名原则的具体适用范围，关系国家、社会组织与人在认证过程中的互相监督，可以放在具体语境下具体分析。

其次，建立相对严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防止个人隐私因为不必要的公开或者犯罪行为而受到干扰。当然，现代隐私法保护的主体是个人，限制的主体也是个人。自然人与法人的身份、财产、收入、行为、事务等重要认证对象，对于国家而言并不是隐私。如果国家没有能力收集和识别这些社会事实，由此衍生的税务欺诈、福利欺诈、监管失灵、治理失灵和政治失灵，反倒更可能对社会群体和国民个体造成伤害，而且是更大的伤害。

当然，还需要第三种限制，也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排在最前面的是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政府预算公开并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接下来是涉及国民福利、公共服务、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产品安全、生产安全、工程质量等重大认证事务的信息公开。

看似微不足道的认证制度革命，让美国社会变得清晰透明，提高了美国的国家能力。它把社会事实向政府敞开，增强了政府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制度化能力，同时也为社会大众影响政治提供了便利渠道，让政府的服务界面在社会压力下变得更友好，进而提升了政治、法律和政策的有效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同时，它还打破了僵化的分权思维，让国家在该集权的地方集权，在该分权的地方分权，正是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的革命性优势，让社会对于国家来说变得透明了。如果社会不透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就往往是盲人摸象，难免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认证制度将政治治理所必需的社会事实汇聚到政府手中，让政府得以通过信息技术改造政府过程，把握社会问题，回应大众诉求。人们往往只关注信息时代的技术进展、商业进展，而忽略信息技术及其所带来的认证革命对政治发展的巨大影响。“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美国也不例外。

那么，一旦将“收集一切”作为行动指南，就像美国国家安全局那样，信息技术所增强的认证能力，将如何影响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呢？

1994年，加拿大社会学者大卫·里昂（David Lyon）在其监控研究的开山之作《电子眼：监控型社会的崛起》（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中反复追问的这一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四十多年前，管理控制论的开创者、英国学者安东尼·斯塔福德·比尔（Anthony Stafford Beer）形象地描绘了人的电子形象相对于人之本相的巨大优势，点出了信息技术为什么能够推动监控型社会的崛起：信息技术让治理者掌握了识别治理对象的强大能力，匿名不再可能，隐居不复存在，混沌得以厘清，社会事实史无前例地可能得到全面到无以复加的收集。

一旦隐私卡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反恐战略，就有了美国犹他州全球数据监控中心、斯诺登所揭露的“棱镜工程”“上游工程”以及更为野心勃勃的类似监控工程，这些内外监控的政府工程事无巨细地通过关键词过滤技术识别、筛选、存储、记录人们的语言轨、行动轨，最终将“监控型社会”升级为“信息帝国”。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灵境内外：互联网治理简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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