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树军】

2019年夏秋之交，我到美国耶鲁大学访学。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告知需要去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社保局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码。尽管是美国最早的城市，纽黑文本身并不大，而且据说多数地产均被财大气粗的耶鲁大学买了去，所以其实可以说纽黑文在耶鲁大学。

在拿到耶鲁大学校方的介绍信之后，我来到了不远处的纽黑文社保局大楼。社保局大楼门外人流如织，看上去和其他场所没有什么分别。但一进入大门，我就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正在要求每个来社保局的人做安检，抽掉腰带，脱下鞋子，提着裤子，走过安检门，才能整理衣装，坐电梯上楼。

我过了安检，上楼来到社保局的办事大厅，又看到两个荷枪实弹的安保员在并不大的房间里维持秩序。这种外松内紧的政府部门的事实紧急状态，其实是美国“9·11事件”以来的常态。在这之前，我曾经历过新加坡政府的安检，同样严格，但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由荷枪实弹的警察在现场警戒守卫。

我到美国之前，从书本上研究过美国社会安全号码。到美国之后，这种对美国政府部门紧张氛围的亲身感受，促使我思考社会安全号码究竟有什么用。

一张美国社会安全卡的正面样式

原来，在美国，社会安全号码并不是一组简单的九位数字。这组小数字有着大用途，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与之须臾不可分离。美国的金融体系偶尔认护照，电子商务主要认信用卡，而办信用卡必需社会安全号码，油商只认社会安全号码，车行也要社会安全号码。普通人要想获得公共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生活服务，都离不开这组小小的数字。

也正是这组小数字，让美国实现了从静态的纸质档案社会到动态的电子信息社会的转型，让美国各级政府的政治行动有了相对可靠的社会知识基础，让美国社会从浑浊状态中清晰起来。

信息社会在美国的兴起，与其现代国家的创建同步。从建国之初起，美国就学习欧洲经验开始了定期人口普查。在殖民地时代，英国贸易局对13块北美殖民地做过近40次人口调查，但没有做过全境普查。在独立战争时期，为了满足战争开支需求，大陆会议决定由各殖民地按人口分摊军费，因此要求各殖民地进行普查，但最终只有马萨诸塞和罗德岛两地执行。

从独立建国开始，美国对社会事实产生了比欧洲国家更为浓厚的认证兴趣，这主要是为了确保政府能从社会中汲取充裕的财政资源。从独立建国直到内战时代，美国在财政上属于关税国家，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外贸，收集对外贸易信息因此成了联邦政府的首要职权，这也正是美国第一部关税法即《汉密尔顿关税法》的重要内容。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普查，由联邦政府依照宪法授权在各州进行。但在1790至1840年之间，人口普查非常简单，因为美国当时还是个农业国家。在内战之后，美国向工业化国家迈进，美国政府的认证需求不断增强。围绕是否常设普查局，美国内部争论不休，美国内政部于1849年3月左右获得普查权，但仍然没有设立常设政府机构。

1850至1910年之间的60年，是美国认证制度的改革期。从1850年开始，普查报告统一由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普查局汇总、撰写、分类、编制。美国最终在进步时代将认证制度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于1899年成立了常设普查局，并自1903年起从内政部划归商业劳工部，商业劳工部也就是今天商务部的前身。

当今美国互联网治理的主要政府部门，也正是隶属商务部的电信与信息管理局。随着商务部普查局的成立及其承担的第十三次普查的进行，美国在100多年前转型为“认证国家”，认证单位逐渐个体化，并兼容身份、财产、福利和社会经济认证，美国开始走出低效认证困境。

20世纪20年代，既是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繁荣大发展的十年，也是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犯罪浪潮席卷美国的十年，美国第一个非电子化的全国犯罪认证系统由此孕育而生。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埃德加·胡佛

192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胡佛（任职长达48年，1924—1972），成功游说国会批准将该局的认证司升级为常设部门，正是该司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全国犯罪认证系统。当然，这个系统的系统化程度并不高，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随处可见。在分权思想影响下，美国各级政府之间也并不互联互通，各州内部的犯罪记录信息分散在几百个部门，只有少数大城市出于安全理由建立了各自独立的系统，当时的犯罪记录仍然依靠邮政线路传送，耗时很长。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地方、州与联邦三级政府之间首次通过电报传输犯罪记录，但仅限大案要案。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刑事司法部门开始使用电脑，但主要用来发工资，做内部审计。20世纪60年代，美国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处在巨变之中：

在人口结构上，“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南方农民涌入城市，外国移民迅速增加。在城市化进程上，城市化率快速上升，但走在“快车道”上的是郊区的城市化，内城却在衰落，成了少数族裔的聚集地。在经济发展上，经济衰退导致失业激增。在社会生活上，民权运动此起彼伏，准军事化的警察力量和国民警卫队成为出于社会安全理由频频动用的国家机器。一旦人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而身份、财产等基础信息却无法跟着人走，就会让原本就已十分严峻的社会安全状况变得更加糟糕，福利欺诈现象也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