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内部威胁，还有外部危机。亨廷顿认为，在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下降了，文化的重要性上升了，美国失去了赖以建立共同性、维护国家认同的外部敌人，寻找新的敌人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战略思考的重心，“没有冷战，身为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除了冷战以外，塑造现代美国和现代美国人的，还有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是现代政治学兴起的大背景。没了冷战，就没了敌人，没了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我们是谁”就成了大问题，美国要找到一个理想的敌人才能重振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理想的敌人既要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为敌，和美国并非同文同种，又要有足够强大足以威胁美国的军事实力。按照这个标准，谁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盖洛普公司对“谁是美国的敌人”的抽样调查结果

概言之，围绕国家认同所面临的挑战与回应，围绕美国和美国人的独特性和共同性的解构与反解构斗争，将会成为21世纪美国政治的重要内容，将会左右美国对外战略和内部政策，其结果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受到内外敌人的威胁。

美国政党如何定义美国的敌人，蓝色代表民主党、红色代表共和党、灰色代表无政党立场的中间人士

三、美国能否重振国家认同？

亨廷顿将其生命的最后时光聚焦在美国能否重振国家认同上，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精英和大众、精英白人和普通白人之间出现了认同分歧和代际断层，美国白人很可能在并不久远的未来不再是人口的多数，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正在受到非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战。他因此主张，在美国国家认同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国需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核心文化，如果能够重新振兴盎格鲁-新教文化，重新同化新移民、使之美国化，美国白人就可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人口的少数统治人口的多数，也有可能继续统治整个世界。

对亨廷顿来说，美国能否重振国家认同，将决定美国在21世纪的命运，决定美国是走向只强调“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却失去核心文化的多文化社会和松散的邦联，还是变成双种族、双语言、双文化的分裂美国，决定美国是走向白人至上的排他主义，还是重新振兴核心文化，在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回国家认同，并因为与不友好的外部世界对峙而充满活力。

而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面临三种选择：一是让世界来定义美国的世界主义方案，让美国拥抱世界、向世界敞开，越多元化、国际化越美国。二是用帝国化的美国改造世界的帝国主义方案，美国霸权至上，美国价值观普适，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文化必须接受美国标准的改造。三是让美国成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方案，美国继续保持自身生活和文化的独特性，越坚持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中心，宗教信仰越虔诚，民族主义精神越强烈，越有别于其他国家越美国。

亨廷顿出于对美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忧虑，把美国的独特性放在文化而非政治或种族上，在他看来，美国能否改变在身份认同的旗杆上美国国旗被下半旗的现状，能否转危为机，能否以少胜多，取决于政治家能否做出符合美国和美国人整体利益的合理选择。

当今世界中国、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影响力分布

但是，纵观亨廷顿身后的十年，在移民及其同化、多文化与多样性、种族关系与补偿行动、国家历史标准、英语地位、公立学校和公共部门的宗教、双语教育、大中小学教学大纲、校园祈祷、堕胎、公民身份与国籍、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美国法在境外的适用、移民群体在美国内外不断扩大的政治作用上，美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这些内忧外患上都存在重大分歧。

对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者而言，美国的内忧外患都迫在眉睫。根据人口学家的推算，美国人口结构将于2050年出现白人与其他人种平分秋色的格局，人口种族上的平分秋色会不会演变成政治经济上的势均力敌，美国的白人会不会变成美国的少数，对这个“亨廷顿拐点”的焦虑正在从美国少数精英的危机意识变成美国多数白人的普遍担忧。

这一社会心理变化让特朗普这个曾经的改革党、民主党代表共和党当选美国总统，让特朗普政府积聚了巨大的政治势能，使之频频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内外政策发起攻势。尽管民主党通常对其政策多有杯葛，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也时有掣肘。但是，美国政治除了台面上的两党制，还有实质上的两党制：“在朝党”与“在野党”之争。作为“在朝党”，特朗普政府手握巨大的公共财政资源支配权，享有整合共和党内建制派、弥合两党分歧、驾驭国会政治的制度化潜能，这种潜能在外交上比在内政上更容易转化成实力，历届美国总统因此经常使用“以外促内”策略，通过外事撬动内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认同陷入困境积重难返，美国的国家利益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外事在这个时候比内政更容易让两党达成共识、一致对外。

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美国自由、中国制造”纸箱图

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来看，当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在冷战中成长起来的，二者在冷战期间既一致对外又彼此斗争，在冷战结束后彻底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自由主义者相信历史已经终结，希望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美国体制，保守主义者居安思危，希望重振美国的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奥巴马政府代表前者坚持多元主义、世界主义和“软帝国主义”，特朗普政府代表后者走向美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硬帝国主义”。双方已经缠斗了五六十年，今后多半还会继续斗下去，能让双方“修我矛戈与子同仇”的，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敌人，只有一个理想的敌人，才能激发出亨廷顿所言的“刚健的民族主义”。对于意欲理解美国政治的现实世界的人们来说，美国借助这一点应对认同危机、谋求政治共识、重振核心文化、重塑国家认同、推动国家复兴的可能性，无疑需要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