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代表美国保守主义者与之针锋相对，很不幸，美国信念并不是美国人的独特性所在，因为这些抽象的政治原则同样适用于并且已经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美国人也许曾经以“美国信念”立国，但这其实是个表象，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充满了阴暗面，二战前美国一直是一个白人社会，二战让美国成为一个多种族社会。美国新教民族主义长期排斥印第安人、少数族裔和新移民，美国的种族主义也历史悠久，从消灭和驱逐印第安人、种族清洗到奴隶制、种族隔离、种族优越论、排华主义、限制移民，都违反“美国信念”，美国并不是一贯坚持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

2019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制作的“美国信念”纪录片

在亨廷顿看来，能够把美国历史从两百年拉长到四百年的，不是“美国信念”而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伦理、英国式的法治观念、统治者责任、个人权利观念以及反天主教的新教价值观，支撑“美国信念”的所有政治原则都有新教渊源。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同文同种密不可分，1629-1640年新教革命虽在英国本土遭遇天主教复辟而失败，却在殖民地创造出了一个殖民者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在人种、民族和宗教上是高度同质化的盎格鲁-新教社会。1776年美国建国之际，三百多万白人八成来自英国，新教徒占98%，黑人是奴隶，印第安人整体上被排除之外。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教国家，不仅在文化上继承了英国新教，在政治上也继承了中世纪晚期都铎时代的英国体制。亨廷顿在这里延续了其1981年《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的判断，新教文化是美国的神经，都铎政体是美国的骨架。这个政治骨架的重中之重在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在结构上分立，在职能上混合，结构分立是形式，职能混合是实质，美国政体是现代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因素构成的混合政体。因此，美国总统事实上是选举的君主，是不戴王冠的国王，拥有和都铎时代英国国王一样甚至更大的权力，内阁各部长只是总统的秘书，美国联邦政府用总统的名字定义，这些都是英格兰都铎政体的遗产。

美国国会大厦顶部壁画

亨廷顿把美国的独特性放在盎格鲁-新教文化上，它既是贯穿美国历史的核心文化，也是美国所有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源泉。美国所有政治场合都有浓厚的宗教氛围，政治宣誓手按《圣经》而不是《宪法》，新教在美国不是国教、却胜似国教，华盛顿成了摩西、林肯成了基督，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美国的国家认同是新教爱国主义。这让美国既是现代世界中政教分离最彻底的国家，又是政教合一最彻底的国家。

美国历届总统在该壁画中被刻画为上帝与诸神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新移民带给美国的最大挑战就是认同危机，双重国籍、多重国籍、多重公民身份、全球化这些因素导致人们要在认同上做排序。转折点是1965年，美国废除了旨在同化移民的熔炉政策，由此形成两个方向完全不同的时代，21世纪初的当今美国面对的国家认同危机肇始于此。1965年之前，美国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美国有能力通过熔炉政策让移民美国化、塑造国家认同，是因为大家都接受新教文化，所有宗教都“新教化”了。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信念的父亲，是美国和美国人最大的独特性和共同性所在。但是，1965年之后，在自由主义政治精英主导之下，美国移民国策走向“去美国化”、“非美国化”乃至“反美国化”，反复解构美国和美国人的独特性和共同性，让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三大挑战。

首先是种族主义对美国信念的挑战，对少数族裔的补偿行动、配额机制、特殊照顾变成了逆向种族主义，走向种族平等的反面。

其次是双语趋势对英语主体地位的挑战。墨西哥裔群体要求把西班牙语列为第二语言，冲击英语的主体地位。很多白人不愿让子女跟墨西哥裔同校，导致教育上的种族隔离在美国重现。精英与大众对此严重分裂，精英支持双语，大众并不支持。1980-2002年间，美国包括最自由主义的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四个州和三个城市进行了12次语言政策公民投票，只有一次是大众支持了精英。

最后是多元主义对核心文明的挑战。多元主义本身不是西方文明固有的，它是少数族裔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但是，多元文化对公立学校影响巨大，公立学校原本应该宣扬美国和美国人的国家与民族历史、意识和认同，现在却变成了黑人、亚裔、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各自宣扬祖国的历史，美国史被逐出大中小学课堂，从主流变成了边缘。

亨廷顿认为，这三大挑战直指欧洲文明、欧洲中心论或西方文明中心论，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在美国的主体地位，它们改变了教育平等的内涵，导致同化不再意味着美国化，不是向美国主流语言文化靠拢，而是向母国语言文化靠拢，越来越多的新移民身在曹营心在汉，遍布西南各州的墨西哥裔尤其难以同化，西南各州可能变成“墨西哥的飞地”，变成 “美国的魁北克”，美国国将不国的危险大大增强。

美国历史学者小施莱辛格的著作《走向解体的美国》封面

此外，美国的国家认同还面临三大内部威胁：

其一是美国商界、学界和各专业界的国际化精英和以“达沃斯人”为代表的世界公民，他们信奉道德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或普世主义的超国家观念，他们不仅没有祖国意识，还把民族与国家作为谋取私利的舞台，他们与美国和爱国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他们是美国内部的敌人。

其次是那些与母国政府存在更紧密联系的移民群体，它们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影响母国政府、促进祖国利益，而美国结构分立的权力体系、多元主义的氛围以及冷战后直至反恐时代的无共识状态，正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其三是美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趋势，白人的种族属性消失殆尽，人种之间的传统区别模糊减退，拉美裔人数激增、影响扩大，精英和大众在国家认同上的分歧扩大，这些趋势导致美国的国家认同出现新老代际断层，美国可能走向排外的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美国人彼此之间严重分裂，美国因此变得非常脆弱。

1960-2000年之间生于外国的美国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