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19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花甲之年的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冷战之后，自由国际主义言说甚嚣尘上，而亨廷顿则秉承“思想教父”尼布尔的指导，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

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冷战一代的思想家共同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在这个前提之下，尼布尔认为，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是一个愚蠢的幻觉。尼布尔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批判。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

尼布尔的新教现实主义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的好友布热津斯基因此将其称为“民主的马基雅维里”。亨廷顿本人则认为，他大概有一半篇幅的确如此，但另一半仍然是客观的，因为他仍然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一个“理想敌人”的消失，美国思想界也出现了巨大争议。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还是美国人吗？如果没有冷战，身为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已近古稀之年的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和谐世界主张是否符合现实？多元文明论能否解释？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能否解释？国家主义能否解释？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彻底回到尼布尔的新教现实主义，回到冷战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维度，将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政教冲突带回“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分析。

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坚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亨廷顿因此再次为自己赢得“现代马基雅维里”的标签。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与小施莱辛格等人长期相互启发的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

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如今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他的确再次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在于盎格鲁-新教文化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如果能够复兴盎格鲁-新教的核心文化，便能振兴美国的国家认同；白人便能在国内、国际上继续充当美国与世界的统治者、支配者、主导者。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美德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评价“文明冲突论”之下的亨廷顿：他并非当代霍布斯或现代马基雅维里，而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很可能毁灭掉自己的母体。当然，这其中很可能存在很深的误解，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

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侧重不同、分歧也可能很大，但他们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9]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

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二战后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他成为切实理解现代美国的思想、性质、航向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理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