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个人际遇，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四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深受其影响的，包括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等新教神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自由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等社会主义者、汉斯·摩根索（Arthur M. Schlesinger Jr.) 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以及美国冷战遏制战略创始人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节制主义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等人。

尼布尔的思想光谱也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他那出版于1932年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作为小施莱辛格口中“尼布尔的教子”，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受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或“转型社会”。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转型社会必将也必须以种种美好的政治价值目标为自身的发展目标，它们凝聚着现代人对美好政治信念的追求；只要树立了这种目标，转型社会就能从“经济的现代化”直接走向“政治的现代化”，所有美好的事情可以一夜之间到来。而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亨廷顿那里是并列关系；而到了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不惑之年的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提出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变迁理论”。

《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在这本书之前，也有学者讨论过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究竟包含哪些要素、条件与目标。

但这些讨论均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为前提预设，都是静态的直线演进，忽略了大规模转型社会的动态特征：当转型社会的政治体系无法面对、回应、吸纳来自大众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平等诉求时，它便无法实现现代化。因此，亨廷顿将政治发展的内涵寄托于三个方面：社会制度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社会结构对权力结构的影响。

晚近50多年来，“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处理、文化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受关注。比如，著名政治学者西达·斯考切波近十年来就致力研究美国保守主义在晚近50年来的复兴如何推动美国政治的大转型，如何左右美国决策，其语境下的美国保守主义主要就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19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以及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的巨大挑战。如何理解、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驱使这些学生的是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它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矫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他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

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出过类似问题：难道那些最激进的革命派，不恰好是最典型的保守派吗？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后者成为亨廷顿反复使用的理论靶标。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让美国人接受自由主义的建国理念与政治思想，也让人们相信美国体制代表的自由理念能够且必将实现。但这种共识只是理论上预设的现实，实际上有很多内在危机。政治现实是，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自由主义的共识。因此，亨廷顿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受到了伯克的启发。他认为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这使之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但亨廷顿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革命时代，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在此，亨廷顿回到“都铎政体论”，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需要注意的是，1968年的亨廷顿并未着重阐发美国政治的新教根源。这涉及亨廷顿思想的内在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天命之年的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的亨廷顿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不惑之年的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文化范式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正如美国国会大厦穹顶上的壁画把美国历任总统描绘成先知和圣徒，而华盛顿被放在上帝的位置上。美国的政治和新教信念具备类似的形式和社会基础，政治注重宗教，宗教则为政治添加了激情。简言之，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就此而言，亨廷顿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所接续的，正是美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