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整合个人与企业的全部经济特征

在前现代农业国家，个人经济特征相对单一，往往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相结合，主要体现为土地及其农副业收获，农业税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一种实物税，土地测量与收成估算为古代财产认证的主要形式。

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个人经济特征更为丰富多样，主要体现为工资收入、资本收益、房屋、家庭耐用品等等，现代税收从实物交纳转变为货币交纳，并且越来越电子化。因此，个人经济特征的衡量与评估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并不太复杂，工资收入、股票收益、资本收益都是简单清晰的，可以直接通过实名制账户来评估。房产相对复杂一些，但难度也不大，确定建筑时间、居住状况和交易状况就基本可以了。家庭耐用品通常体现为企业转嫁给个人的一般消费税和特殊消费税，对国家税收机构而言，一目了然。在没有隐瞒的情况下，是否在使用奢侈品也可以直观判断。因此，国家对个人收入和所得的认证相对容易。然而，在认证水平不高的国家，即使简单明了的个人经济特征也可能非常难以认证，除了工资收入以外，其他各类财产的认证面临种种现实难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税源是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与国民的收入多寡无关，而与认证水平的高低有关。

在以直接税为主要税源的国家，对企业经济特征的认证是围绕企业雇员的收入进行的。雇员的个人收入既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又要交纳社会保障税，差别在于个人所得税在三项所得税中的比例大小。虽然企业既要交纳所得税，又要为雇员交纳社会保障税，但都低于雇员所交的所得税比重，在所得税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大，在国家总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大。在这一点上，现代工业国家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即使在人们通常视为例外的北欧国家，雇主为雇员所交的社会保障税也不高（OECD, 2008a）。

在以间接税为主要税源的国家，对企业经济特征的认证主要是围绕增值税的征收进行的。关税、烟税、酒税、燃油税以及越来越多的环保税这些一般消费税所依赖的认证机制是简单有效的：谁消费、谁交税，整个过程发生在特定空间，时间简短，没有什么连贯性。从书面的静态认证变成数字化的动态认证，只是量上的增加，没有什么质的区别。然而，增值税所依赖的认证与之存在很大不同，这是因为增值税直接针对企业的生产、流通、销售和消费环节，认证对象本身流动不居，处在一个连贯、长期、多次发生的过程之中。如何对这个连贯、长期和多次发生的经济行为过程建立有效认证，是增值税这个税种存亡的关键。现代国家有效解决了对增值税的认证难题，实现了对增值税统一而全面的认证，从而使增值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税源。1980年代以来，各国烟、酒和燃油等特别消费税呈现下降趋势，营业税、增值税呈现上升趋势，现代财产认证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或缺。

通过要求纳税人通过纳税号码申报财产资料（OECD, 2008b），通过对本国居民和境内外国人收入和财产的代扣代缴（OECD, 2008b），现代国家的财产认证体系纳入了越来越多的个人与企业经济特征，越来越多的身份、就业与税收资料，纳税人的各种历史资料、当前资料，静态资料、动态资料，固定资产、不动产、房产、住宅、年薪和资本收益都囊括进来，个人与企业的收入不再是静态的、书面的数字，变成了动态的、流动的字符，现代财产认证的整合程度不断提高。

税收数据库的前身和远祖是各种税册、土地丈量册、土地估价册和估产账册等书面税收档案。与这些古代财产认证形式相比，税收数据库实现了最真实、最准确、最唯一、最整合的认证，个人、企业的收入资料变得全面起来，国民到底有多少财富，国家能够征收多少税，中央政府不需要复杂的计算与评估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巨大优势是现代国家绝不会放弃的，税收数据库因此从1960年代以来就成为现代国家改善汲取能力的最爱，越来越多的纳税信息从书面档案变成电子档案（OECD, 2008b），各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信息化程度也不断提高（OECD, 2008b），认证知识在认证体系中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与古代财产认证相比，现代财产认证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个人所得税实现了每月代扣、年度报告，甚至每月代扣、每月报告，企业所得税实现了每季度认证、年度退税评估，增值税实现了每月或每季度记录（OECD, 2008b）。

（二）规范越来越统一

在收集尽可能全面的财产事实、充分掌握个人与法人的经济特征的过程中，认证权力越来越地统一在现代国家的中央税收机构手中：获得个人与企业所有纳税信息，相关第三方所有信息，要求其他部门在人口与住户普查、经济普查时为自己做专项调查，要求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自己所需要的纳税资料，纳税人必须做好所有纳税相关档案备查，如此等等。国家开始有能力交叉核对纳税人的财产申报资料，对纳税人的经济特征建立明确的分类，精细和规则和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确定纳税人所申报财产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税收核查或者采取税收执行行动，以完成堵住税收漏洞、严惩偷税漏税行为的既定目标。

如果税收机构根据自己的认定标准，发现纳税人有税收违法嫌疑，很多国家的税收机构可以在未经纳税人同意、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纳税人营业场所，有些国家甚至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进入纳税人的住宅（OECD, 2008b），直接收集个人、法人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事实，作为指控其逃税、避税或漏税的证据。

与早期现代国家相比，现代工业化国家税收结构、主要税源也越来越具有一致性，背后是现代财产认证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趋同。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现代国家通过经年累月的定期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和社会统计，累积了大量认证知识，完成了“弱事实、强规范”向“强事实、强规范”状态的转变。

由此，现代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所掌握的个人、法人的经济特征，借助个人号码、数据库、互联网等现代沟通技术，建立更加明确的分类，区分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企业财产，区分流动财产与固定财产，区分穷人与富人。进而，在不同收入、不同税率原则基础上，制定更为精细的税收规则，将纳税人的收入与税额匹配起来。

富人适用不同的税率，并且在财政困难的时候，适当提高富人的纳税额。针对富人制定较高的所得税率，在法律形式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想让这笔税收真正进入国库并不容易，国家必须全面掌握富人的全部经济特征。否则，就无法充分发挥税收的再分配功能。在这个意义上，税率的不平等，正是为了促进国民待遇的平等，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正义提供财政支撑。

最终，人的经济特征，各种基本事实、流动方向、真假优劣和利弊得失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认证分类、规则和标准的设定、执行也都统一在代表国家的中央税收机构手中，有助于国家争取两个最基本的政治能力：既能有效增税、提高汲取能力，又适当减税、发挥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结论与讨论：现代财产认证的政治意义

本文的分析表明，从弱事实、强规范向强事实、强规范转变，是现代财产认证能力演进的总体趋势。不仅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瑞士等以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为主要税源的国家如此，1980年代以后的OECD各国总体上也是这种模式。在事实的全面程度与规范的统一程度上都表现不好的国家，不仅个人与企业的经济特征无法进行全面认证，中央政府的认证权力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争夺财产认证权，阻碍、削弱和损害了整个国家的汲取能力。严重依赖关税、销售税、货物税、营业税、增值税、特许权税等间接税的国家，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比如一些早期现代国家与二战后的新生发展中国家。

由于各国认证个人和企业财产的能力和模式的共性越来越大于差异，而且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多的收入、财产、利润和收益成为认证对象，税基不断扩大，各国税收政策已经相当稳定，税收结构开始趋同，并向宽税基方向发展（彼得斯，2008[1991]：67-71）。国家要想增税，已经不必采取扩大某一税种税率的单一手段。纳税人往往不宜察觉新的增税形式，税收增减越来越成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工具和政治杠杆。

进而，现代国家的税收政策调整引发有效抵制和大规模反抗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零散的逃税、漏税、避税还会时有发生，但大面积、大规模、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逃、漏、避税现象已经不可能出现。这首先是因为，现代财产认证改变了以往税收的暴力性，提高了认证对象财产的透明度，增强了与人的经济社会权利的关联，增强了税收与福利、规管的关联。现代人所希望政府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哪一样能够彻底离开纳税，税收也就得到人们更加自愿的服从。

在没有建立全面统一的现代财产认证制度的国家，税收往往受到种种偷税、漏税、逃税、避税现象的破坏，国家消除这些不利行为的积极性与有效性都大打折扣。没有现代财产认证，中央政府很难从统计意义上创造和识别新的治理对象，也就是可以征税的人，也就很难真正具备向统计意义上的大多数人征税的能力，汲取能力难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也难以运用增减税政策工具，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政策的推行都可能因此处于被动状态。

（原刊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无形的学苑”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