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教士自行申报的少报、漏报弊端，教会在欧洲各国划分税区，分派专职收税官负责认定纳税人、评估教职人员年收入、确认免税或减税资格（龙秀清，2001：64-70）。

作为包税制的主要行动者，领主们在领地上建立了严密的认证体系（韦伯，2004：83；布洛赫，2005：156-157；汤普逊，1997：390-396）。这对国家有害无益，因为领主通常不会向国王坦白真实财产状况，他们更乐意向国王们隐瞒事实，争取减少贡赋比例，这是西欧民族国家走向税收国家的基本障碍。

在包税制笼罩下，世俗国王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到底能征多少税。所谓国家税收并不存在，只有国王税，独立于教会的财产认证成为国王们的迫切需求。1085-1086年的末日审判调查，1254、1274和1291年三次战争税估产（龙秀清，2001：64-70），就是英国国王通过强制估产掌握治下土地所有人财产事实的一种尝试。最后一次估产所形成的“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税册”，作为国王或教皇向英国教职人士征收各种捐税的依据，一直沿用至1535年。

而财产认证的制度化，促使王室财政署演化成为国家税收机构，掌握强制财产认证权力，比如百户调查和司法权调查等（马克垚，1992：92-95）。服务于各类税收的专门认证开始出现，比如1377年理查三世的人头税登记，1378年的财产税城乡分别计算。在逐步降低对事实的困惑的过程中，国家形成了建立明确分类、精细规则的能力。

作为税收代理人，贵族领主们是抵抗国王改进财产事实全面程度的主力军。中世纪前期，法兰克领主以农村份地为纳税单位征收土地税，墨洛温王朝长期沿用罗马帝国时期的土地丈量册，很少更新土地册（布洛赫，2005：172-182）。580年，纽斯底利亚国王试图修改土地估价法，受到贵族反对，罗马土地税沦为贵族向佃农所征的贡税（汤普逊，1984：262-263）。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税权争斗，主要是在事实的全面程度上进行的。

国王们当然不甘心在这场事关重大的斗争中落败。从9世纪初开始，法国国王们试图消除弱事实的缺陷。比如808年的全国庄园数调查，812年登记世俗、宗教和国库所领有的一切采邑人口和财产详情（汤普逊，1984：309-313），860年向教会仓库、商人住所和穷人征收捐税，866年为征收什一税而强制评估商人，877年向行商和坐商按财产十分之一比例征收丹麦金（汤普逊，1997：304-305）。11世纪末，法国征收什一税，领主征收不定期、不定额的人头税，常常引发农村暴动。

直到13世纪才定额年纳，却给卡佩王朝的领主们带来巨大财富（布洛赫，2005：98）。领主汲取能力的加强，意味着国王汲取能力的削弱。“弱事实、强规范”如果不及时向“强事实、强规范”转化，就会出现非常负面的政治后果。

13世纪末14世纪初，英王爱德华一世、法王腓力四世开始与教皇争夺征税权之际（汤普逊，1992：33-37），法国仍不存在全国统一的财产认证，各地征收的战争附加税、消费税、免兵役税和关税都不统一，认证形式差别很大。1328年征收第一次战争附加税时，桑城按炉灶数量征缴定额税，特鲁瓦按人头征收递增财产税，鲁昂由各教区分摊、居民根据财产数量缴税。各地对王室税收虚与委蛇，迫使国王开征可以提供稳定收入的炉灶税和盐税，因为这两种税的认证比较容易。1346年召开两个等级会议时，什一税从教会税变成政府税源。1360年12月5日，盐税、炉灶税和四便士消费税成为法国的永久常税（汤普逊，1992：141-152）。

通过限制、削弱乃至剥夺教士、贵族等封建领主和包税商人的财产认证权，以及与教皇的财产事实收集权斗争，西欧借鉴了权力竞争者的认证形式，并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将其贯彻在整个国土之上。财产认证成为近代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税收、向税收国家转型的关键步骤，堪称国家的第一理性。

三、税收国家的财产认证机制

早期现代国家很难在统计意义上避免这种现象，财产事实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仍然寄托在不切实际的认证技术上。1696年，英格兰用建筑地产税取代灶税，认证标准从炉灶数量换成了窗户数量，税名变更并不意味着财产认证能力的提高，房屋等 不动产的真正价值仍然没有得到准确认证。近代国家的认证兴趣仍然类似于古代认证阶段的纳税财产和纳税单位，现代认证的诸多方面还不在考虑之列，现代认证的主要特征并不具备。不纳税的人，国家是看不到的（芒图，1997：273-389）。因此，这个时期所保留下来的财产认证籍册并不是计算准确人口、财产数字的可靠依据，这也是古代认证的普遍特征。

为了从殖民地聚敛更多社会资源，近代欧洲殖民者围绕人口与土地开展极为严密的身份与财产认证，建立了对殖民地每个居民、每块土地、每笔交易乃至每项可征税活动的有效认证，被国家认证遗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纳税人逃避税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斯科特，2001[1976]：122）。在殖民者本国，这套认证体系并未因此被国家放弃，相反，它受到了国家的精心呵护和改良。

过去，受制于真实性和准确性上的缺陷，财产认证无法成为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重要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彰显；现在，它在各殖民地的成效令殖民母国的统治者们激动不已，一个新的认证时代即将伴随工业化出现在各国的税收国家建设中，现代财产认证也随之成形。

（一）事实越来越全面

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末，现代工业化国家陆续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后来又相继开始经济普查与各类社会统计，一个崭新的财产认证时代由此开始。人口、经济与社会调查逐渐定期化，财产事实的真实、准确、唯一和整合程度开始在统计意义上得到改善。表1表明，经过长期事实积累，在对境内人口、职业、财产有了清晰了解之后，各国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相继开始征收所得税。1965年至今，所得税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税收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OECD, 2008a）。

二战以后，尤其是1965年至今，各国税收结构基本稳定下来，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基本税种（各税种的具体构成，参见表2）。所得税需要认证个人与企业的经常性收入，消费税需要认证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特殊主体的消费行为，财产税则需要认证不动产所有人和富裕阶层的长期固定财产。国家对人的收入、财产及其他经济特征的掌握，也就是财产认证的事实全面程度在质和量上都出现了飞跃，无论个人愿意与否，这在现代国家都是普遍的政治现实。

现代财产认证并不是自动完成的，它首先需要努力脱离“弱事实”状态，不断改进国家对个人与企业经济特征认证的真实性、准确性、唯一性和整合性，努力追求完善事实的全面性。通过建立真实、准确、唯一的经济身份，整合个人与企业的全部经济特征，让现代财产认证在事实层面越来越全面。

国家针对个人经济特征的认证，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纳税人自估税额、政府核查定税，二是纳税人申报财产、政府估产定税，这种方式越来越普遍。这两种方式都离不开政府通过税收数据库建立针对个人收入、财产与经济行为的全面认证，将认证直接建在个人所得上。

国家针对企业经济特征的认证，主要体现为企业保存大量财务记录、薪金记录和交易记录，政府按一定比例征税，这种认证也离不开政府通过税收数据库建立针对企业收入、财产与经济行为的全面认证，将认证直接建在企业生产、流通、销售等经济环节上。

1、建立真实、准确、唯一的经济身份

现代财产认证的第一步，是为个人与企业建立真实、准确、唯一的经济身份。在前现代农业国家，不仅财产数量常常无法准确计算，财产归属也往往无法准确认定，导致财产所有人有可能逃避国家的财产认证，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个人与企业都不缺乏真实、准确、唯一的身份，比如名字、国民身份号码和企业身份号码，也有了真实、准确、唯一的经济身份，实名制银行账户和纳税号码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无论是储蓄还是消费，无论现金消费还是信用消费，都依赖实名制银行账户。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商业机密，常常是银行招揽顾客的绝佳借口，但银行拒绝政府机构执法合作要求的可能性很小。与之类似，拥有完整雇员收入记录的企业通常也无权拒绝政府的这种要求，并且不必为此承担什么泄密责任。因此，在现代国家眼中，个人的经济特征并不是什么隐私。有了实名制的银行账户，国民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对国家来说都不再是什么秘密。所以，个人与企业通过银行账户实名储蓄或者消费，看似与国家无关，实质却是国家为个人与企业设定的第一个真实、准确、唯一的经济身份。

第二个真实、准确、唯一的经济身份就是纳税号码。现代国家不满足于只拥有个人与企业的非经济身份，通过中央税收机构多年积累的个人与企业财产申报与代扣代缴记录，为个人和企业分配纳税号码，使纳税号码成为纳税人的基本身份（OECD, 2008a）。在很多国家，纳税号码这种经济身份就是人们的公民身份，有纳税号码才能享受各种国民权利，没有纳税号码往往会面临很多实际障碍。

纳税号码是个简单、清晰、标准化的认证形式，全国每个纳税人都有一个纳税号码，是国家直接对国民征税的体现。这个号码是唯一的，每个人的纳税号码都与别人不同；这个号码是真实、准确的，它与国民的公民身份、权利关联起来，成为每个人的纳税身份；这个号码是整合的，它整合了个人与法人的身份、收入和财产等等各种重要经济特征，全面注视个人与法人的财产流、经济流。这个号码所包含的纳税资料还可以及时更新，现代国家通常对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实现了年度认证，从工薪阶层工资中直接扣除所得税的税收行为，意味着国家对个人收入实现了月度认证。

如果个人和企业的纳税申报与国家税收机构的评估标准相距甚远，国家还可以采取执法行为，审查个人或企业的所有相关财产资料和经济行为，也就是说，只要国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随时对个人或企业进行财产认证审查。实际上，国家已经有足够手段，通过为个人和企业建立唯一的经济身份，收集全面的财产事实，这可以说是现代税收得到广泛服从的最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