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到如今为止，已经历时两年，漫卷全球。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

新冠疫情展示了中外社会的理念不同

以前笔者曾经参加一个法国报告会，主题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主讲者定义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并且积极批评政府的人。理由是政府会随时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害民众利益，因此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时时批判，以保障民众权益不受侵犯，不批评政府，便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义务。

搞得笔者很想问问，若是政府推出了利国利民的政策，不反对者是否就不配叫知识分子呢？再说，在政府任职的不都曾是知识分子吗，敢情你们努力竞选是为了弃明投暗，争当反动派不成？

后来稍微了解了一些西方史，才明白这一理念源远流长。远可追溯至雅典城邦民主制度，近则源于1894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一位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裔军人被诬叛国而遭惩罚，以左拉为代表的一群文人奋起为他辩护，终获清白。这也是“知识分子”第一次隆重出现在法国历史上，此后，法国知识分子无不以力批政府为己任，尤以高层领域为甚。

另外，法国是现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向来信奉独立自由的思考和人权至上的理念，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实践，处处强调个体思考和个人权利。从个人进而到社会，凡事先想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会损害我什么利益。

有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不能几乎满脑子都是。许多事情不止影响个人，更影响社会群体，社会与个体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只看重个人利益的人，往往会有两个“看不清”。

一是难以看清社会的全貌，看不到在某些事情上向社会利益倾斜，最终可能对个体利益也有巨大的好处。

二是看不清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交换“代价”。社会里的个体数量相当庞大，有时候只要每人让渡少量的权利或利益，就能够维护社会利益。但很多民众偏偏把个人的小利益看得过重，无法形成合理的权衡。

在个体利益大于天的大环境下，任何可能妨碍个体利益的事务都会遭到阻击。当初欧盟成立过程中，各国公民投票屡屡否决，就是担心欧盟共同利益会损害各自国家的利益。

既然推崇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未免与政府的种种政策条例相悖，但凡政府法令出台，总免不了被人指责是侵犯个人权利，慢慢地西方社会隐隐约约培养出一种以反对政府为荣，以迎合政府为耻的风气。

这次疫情，欧美不相信疫苗和隔离的，除去一批反科学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并非不了解疫情的严重，但是毕竟没死到自己头上不是，总觉得2%的死亡率没什么可怕，但是为了它不能自由聚会游玩，实在损失惨重；更何况政府明目张胆地以限制令侵犯个人自由，这便决不能容忍。

还有些群体或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认为不能让政府全面主导反疫情的进程，因为会使政府乘机坐大，进而增强对民众的掌控，损害他们在社会上的发言权；所以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力，也会千方百计挑剔指责政府的不足，以消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这两厢结合，政府努力再多，教育水平再高，社会资源再好，落到实处的效果恐怕都要大打折扣了。疫情中，欧美表现出的种种令中国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实际上既体现了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也暗含着政府与反政府的博弈，纠结着双方对社会和民意掌控能力的争夺。

还有，曾几何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总体来说，欧美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一些，因为欧美教育水平更高，更讲求礼貌、法治；某些人甚至偏见到了极点，给种种不文明的现象，都扣上“中国式”的帽子，例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吵架等等。

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在同等恶劣环境的冲击下，中外民众的素质水平得到了公平的展示。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国人的素质远远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么高，甚至某些时候他们对科学和管理的无视，足以令人大叹其冥顽不灵。

英国爆发抗议抵制戴口罩

当年笔者在国外看到公共图书馆非常发达，曾经认为这是素质高的体现。但现在看来，大概他们在图书馆都读哈利波特和家用菜谱一百篇去了？谁知道他们从哪些书里学到：不戴口罩才是尊重个人权利，反疫苗才体现民主社会的高素质……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公共图书馆众多，看上去科学知识很普及的地方，人们却如此的反智。

这次疫情完全暴露出，欧美国家看上去民众素质高，其实是部分高层和专业人士的素质高掩盖了相当多中下层的素质不高，少数人的科学性掩盖了多数人的反智，某些方面的遵法守法掩盖了另一些方面的放纵自我，口头上的博爱人权掩盖了群体的极端自私自利。疫情剥下了所谓“自由”和“人权”的装饰，暴露出实质上的无能和伪善。

新冠疫情也许是第一次近乎同环境同条件的中外比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如日中天，许多人对他们钦佩得五体投地，并对中国大为鄙视，觉得大家都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怎么人家发展得那么好，一定是中国人不行。

他们完全没有看到冷战中，为了打压中国，美国对这几个地区都大加扶持，转移了海量的资金、技术，并提供订单。仅以日本为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由惩治转为扶持，开始大规模地向日本转移先进技术，1950年转移的项目不过22个，短短两年时间，转移的项目就已经翻了接近6倍，到了133项。

美国还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工业与军事研究的发展，使得日本经济以风卷燎原之势迅速复燃，1950年10月工矿业生产指数就超过战前水平。

从1950年战争爆发到1953年签订停战协议的3年时间，美国对日本战争特需订货共23.9亿美元，占日本当时出口总额的50%以上。1950年上半年，日本600家大企业经营利润仅为137亿日元，下半年则猛增到407亿，1951年上半年又增加到1086亿日元，仅一年同比就增长了近8倍。

韩国、台湾地区同样因为地处反华第一线而享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扶持；香港则是因为处于中国内陆转口通道深得过路费之益。

与此同时，中国却受到极度的封锁限制，“巴统”对华的限制清单甚至长过对苏联的限制。中国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无法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全靠自己埋头苦干积攒实力。一边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出钱出技术扶持，另一边却被百般限制打压，成绩比不上前者并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