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日韩等地拿到了多少美国的扶持，就要受到美国多大的限制，给你的你才有，不给你的，你想自己干也没门。日韩等国科技领域极度偏科，在美国需要他们辅助的电子、造船、反潜等领域世界领先，但在美国提防的生物、导弹等方面则几近空白。

韩国公开罗老号首次发射失败有关影像

（由于两片整流罩中的一片没能成功分离，导致科学卫星未能进入预定的轨道）

而中国因为摆脱了欧美控制，自己发展了全套的工业和科技体系，反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在高科技领域大量投入，取得丰硕成果，及时投入民生应用，不必仰仗他人鼻息，被别国卡住喉咙。

多年前，笔者在法求学工作期间，每次回国必买十几个乐凯胶卷带到法国使用，因为当时在法国购买美日胶卷，大约需要三十块人民币值，而中国的乐凯一卷十三元。拍完照拿到相片店去冲洗，法国店员拿着胶卷左看右看，问这是什么牌子，笔者说是中国自产的，法国人惊讶地问：“你们中国能自己生产胶卷吗？”

笔者在法多年，发现中法两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收入差别那么高，原因就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拥有足够的本国生产能力，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从衣食住行到通信金融，都有本国企业在竞争，不至于被外国资本大赚特赚薅了羊毛。

此次疫情中，爆出辉瑞公司利用手中掌控的新冠疫苗，威胁勒索部分国家，强迫签署霸王条款，手段包括威逼需求疫苗的各国放弃海外资产的主权，拿出银行储备金、国外不动产、资源矿产等作为担保，单方面承担一切责任，不得向他国购买疫苗，甚至连他国捐赠疫苗也不得接受，辉瑞可以任意不给疫苗，但购买国必须全额支付等等。欺霸不公之至已达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回头想想中国，着实捏了一把冷汗，又庆幸不止。幸好中国当年顶住了压力，坚持建立起了自己的高科技研发生产体系，即便不是最高水平，但有和没有就是天壤之别。

试想如果今天中国没有自己的疫苗，美国将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拿捏中国？只怕交出国家资产都是少的；甚至像当年忽悠苏联给援助、北约不东扩那样，等你把我的要求都做到了，我再来个翻脸不认账，看你奈我何。

新冠疫情使中外制度堂堂正正第一次在几乎相同的条件下竞技，摆脱了汇率、物价影响的GDP比较，而是以抗疫成果来展示双方的实力。政府发挥了强大的管理能力，群众能够自发地听从指挥、自我管理、互助互信，两者结合起到了最佳的实战效应，尽快地遏制住病毒的蔓延。

新冠开始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感

1345年，蒙古人西征，把黑死病带入了欧洲，1347-1353年间夺走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且瘟疫并不仅仅肆虐了六年，而是在其后的五十年里反复爆发，使得整个欧洲在十四世纪后半期全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

中世纪的一千年里，宗教桎梏无所不在，对人的思想产生了严重束缚。瘟疫开始时，神父们还用“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来恐吓信众们更加虔诚地笃信上帝，但是到后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即使是最虔诚的神父也无法免疫，神职人员的大量死亡，不仅削弱了宗教机构的控制力，更使人们开始怀疑上帝的万能、上帝的道德甚至上帝的存在。

巨大的灾难会曝光空有其表的理论和行为，进而使人们认清其无用性而将其摒弃。这固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宗教即使到今天依然存在，但是再像中世纪那样严格控制人的思想已经不可能，严酷的事实和社会的进步总会让更进步者占上风。

有道是大浪淘沙，疫病就是破坏力惊人的浪头，不断地冲击社会、制度乃至思想的大堤，坚实的会经受住考验，巍然屹立，华而不实的会粉身碎骨、原形毕露。

而今天，在严重的疫情危害下，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否有缺陷。

2020年3月13日，尼科斯·莫塔斯在“保卫共产主义”网站撰文，指出新冠病毒成为全球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成本与收益”理论下对疫情防控的悲惨低效，而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诞生，是人类拯救的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

2020年3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创新和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发表文章称，新冠疫情暴露资本主义面临气候危机引起的卫生危机，进而触发经济危机。

2021年4月，《新冠是否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一文则认为，常规的资本主义正在退化，向着类似共产主义的特点转化，资本主义很难长存，目前来看需要后资本主义过渡。

今天，无论某些人再如何辩解，也无法粉饰欧美各国面对疫情表现出的无力，居高不下的死亡数字无可辩驳地展现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民众的防疫水平。面对不可接受、但铁证如山的事实，总会有人思索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正如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使各国家和国民深受打击，大大增长了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反思，以及社会主义思潮泛起，印证了人们在面对危险时，迫切需要探根寻源并找到解决办法。

诚然，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潮还是树大根深，即使疫情如此严重，戴不戴口罩等依然是拉锯的话题。“信息茧房”也阻碍了人们快速接受不同的意见，甚至扭曲了对事实的解读。

但我们也看到，不少反口罩、反疫苗人士在临终时“幡然悔悟”，肯定了限制措施的必要性。这种生死冲击，对于他们亲友中的“同道”而言，应当还是会有所触动，很可能打破“茧房”，乃至起到“顿悟”的效果。

社会思潮的变迁不会一蹴而就，但新冠疫情应当是重要的一环。

总之，新冠疫情是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实战检验，从政府公务员到普通民众，从挨家查访到大数字、区块链，从医疗到工业生产，检测了每一个细节的效率和能力。

虽然也不时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还是促使中国加快改善管理和协调工作，也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友善。中国以自己卓越的抗灾力和稳定性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非但没有受损，反而占到了更大的份额，赢得了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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