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的商业是文人打压的吗？

和中世纪环境相同的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和商人非但没有受到打压，反而是各国诸侯鼓励和拉拢的对象。因为诸国对峙，想要增强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许多商人经营盐铁，富比王侯。大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郑国商人弦高偶遇秦国偷袭郑国，所带商品竟然能够冒充国君的国礼，献给秦军，更不用说吕不韦投资赵异人，最后当上了秦相国。

此时各国优待商人，除了富国，还因为各国战乱不断，人口消亡很快，商业占用的人力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粮食问题；而且群雄并立，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打压，就会自然地流动到其他的国家去，打压的国家非但没有好处，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到了汉武帝时期，长期安全稳定的生活使得人口激增，但粮食产量显然不可能随着人口速度同步增长；偏偏中国又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在农业辛劳收益低，商业比较轻松又收益高的情况下，如果不扶农抑商，无数农民就会弃农经商，造成粮食短缺。一旦发生大饥荒，轻则流寇四起，社会动荡，重则皇帝身死，改朝换代，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文人明白，皇帝更明白。

所以尽管武帝时期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文人阶层，皇帝也已经意识到商业对农业的严重冲击和它的后果，开始打压商业，直到清朝依然不能改变；只要统治阶级不能确定长期解决了粮食问题，重农抑商制度就会一直执行，这不是文人的选择，甚至不是皇权的决定，而是历史的选择。

何况即使文人歧视商业，他们可不歧视商业挣来的钱，各大文人家族都拥有各种商业资源和脉络，不然靠那点俸禄，怎么维持优裕的生活？商业提供的利润，就是生活的保证，文人们只会打压侵害他们利润的商业，怎么会消灭保证他们收入的商业？

就算是重商的西方，对商人也不是始终笑脸相迎的。以圣殿骑士团为例，他们在全盛时，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年收入超过600万英镑，他们向各国国王放贷，并且接受存款业务，这是最典型的商业活动了吧？但就是因为他们放贷太多，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既无力偿还巨额债务，又垂涎圣殿骑士团的庞大资产，在1291年和1306年先后两次用暴力洗劫法国境内的意大利银行家与犹太银行家之后，又干脆联络了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07年把骑士团一网打尽，总团长雅克·德·莫莱被送上火刑架慢慢烤死。

圣殿骑士团被押上火刑柱

事实证明，无论中外，王权只有在有利可图且又无力掌控的时候，才会大力扶持商业；一旦商业挟持的资本势力扩张到危及王权的地步，只要王权有能力，都会对商业实行打压，这关系到切身利益，不是阶层或族群侵轧的问题。

笔者在西方多年，深感由于中西的历史发展不同带来了文化和政体的不同，所引发的中西观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双方在理解对方时，很容易出现偏差。就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而言，一方面，无视中国的独特性质，对中国不符合西方标准的现象，经常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扣上异端的帽子；另一方面，又经常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点，把中国出现的和西方一样的现象，归结到中国独有的原因或责任上去（为达到利己目的、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除外）。

西方很难理解中国在小到几百万平方公里、大到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维持千年以上的中央集权政体，对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大一统理念也没有任何概念。笔者当年和法国朋友聊天时，谈到了广东一省富裕程度远超周边各省时，他立刻问道：“那么广东为什么不独立呢？”在他们看来，一个富裕省份居然愿意和周围的贫困省份联合一起，简直不可想象。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都是富裕地区，独立的呼声很高；美国一闹经济危机， 就有人想分家单干。共富贵时还好，一旦要共患难了，西方的富裕地区是不想带着穷亲戚的。

中国很多人亦对西方的某些现象怀有幻觉，例如，笔者在朋友圈里曾经看到，对西方迟迟扩展不了移动支付业务，声称是出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看到西方年轻人买房的比率大大低于中国，又以为是西方租房制度完善，人民向往自由，实在是让笔者觉得好笑。这两个问题其实就一个原因：没钱。哪儿有那么多高大上的清新理由？

中国发展到现在，不能拘于中国文化，还要了解世界文化；但要了解世界文化，首先要在中国文化上站住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固然重要，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自己同样重要。在噪音嘈杂的国际舞台上，维持本心，坚守立场，并推广中国的理念，是我们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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