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苗柔柔】

前几天，笔者在法国文化中心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会，主讲是一位法国汉学家，他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已经70年了，是法国学士院院士。讲座的内容不多说了，老先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给了笔者颇多启迪。讲座结束后的提问时间，参会者们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两个：

1．讲座中提到了西方的中世纪骑士制度，您认为中国为什么没有骑士？

2．西方非常重商，您认为中国商业为什么不像西方那么发达？

老先生的回答是，一，他认为中国没有骑士，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法。中国社会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宗法束缚了宗族内的成员；而且中国人以文人为主，讲究从文的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骑士用武力解决问题；第二，他认为中国的文人阶层打压了经商者，因为中国的文人一直歧视商业。

笔者很尊重这位汉学家，他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发展贡献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独到。但是就这两个问题，笔者觉得他给出的答案尽管不是完全不沾边儿，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的骑士，按照定义，是受过专门训练的骑兵，但是在广义上扩展为为领主服务的地位较高的军事人员。在后来宣扬的骑士精神和骑士文学中，骑士以勇敢忠诚为原则，不惧牺牲完成领主交付的任务，是勇武和美德的象征。

中世纪骑士壁毯

翻译一下，就是说，骑士是奉行忠诚道义、具备军事才能、为某个他认可的主人拼命完成任务的战斗人员。这个描述是不是很眼熟？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曾经大批量地出现这类人物：春秋战国。其间的各种侠客，无论是专诸刺僚，还是要离刺庆忌，豫让刺杀赵襄子，到荆轲刺秦王，还有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而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这些人物，除了没有骑马（因为中国古代马匹难得，很多任务也用不上马），无论从个人身份，还是效忠君主，还是他们的武力行为以及奉行的报恩护国等原则，都和西方的骑士別无二致。

但为什么中国的侠客不像西方的骑士那样，给人印象深刻？

比较一下春秋战国和中世纪大环境就知道，这两个时期都是小国林立，各地大小诸侯互相争战不休的动荡岁月，都处于一个没有强有力的上位控制者、胜者通吃的暴力时期。每个地方领主既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又为了夺取别人的利益，不断地投入战斗。在群狼环伺、朝不保夕的年代，一个强有力的忠心的战斗者是各方奉迎的目标，乱世出英雄，这给武士阶层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空间。武士们的战力出众和忠心耿耿，是各个领主最看重的品质，自然也就是最极力提倡的特征。

既然动乱的年代为武士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那么随着秦汉一统的国家建立，社会环境趋于稳定，诸侯纷争的现象不复存在，诸侯王的私人卫队基本仅存了保护主人的职责，不再有战场厮杀的任务，武士们失去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自然湮灭在众人中。何况，“侠以武犯禁”，在皇帝的眼里，只顾私人情感、不论法令规则的侠客本身就是造成社会失序的不安定因素，是需要特别镇压的对象。

春秋战国和中世纪，由于资源和权力的极度分散，各个领主都不可能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西方，例如11世纪末的巴约主教，手下有百余名骑士为其效命，按规定，他向直接领主诺曼底公爵只提供20名骑士。14世纪标准男爵拥有1000户3500口人，管理12骑士，其他军事人员不过两百名左右。可见小领主的骑士只有十来个，大诸侯也不过拥有百十名，而战争规模通常是千人左右。在这种小规模战争状况下，一个勇武过人的骑士就可以起到定胜负的作用，而他的功绩也很容易得到大力的宣扬。

而中国，在秦灭六国时，各国军队就已经扩张到了三四十万人以上，战争动不动以百万人计，而且军队发展成为弓手、长枪手、战车等各兵种配合的合成部队。面对这么一个敌人，能力再强的骑士也只有妥妥被全部碾压的份儿。史册记载的已经不是小部队中搏斗出色的勇者，而是王翦、白起这样无需自己动武的大军统帅。

中国的侠客们，早早就被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和多军种的庞大军队淘汰掉了。这一现象同样在西方体现。中世纪后，各国政体逐渐进入集权的稳定阶段，地方诸侯不再互相争霸，而且军队也由于集权的发展而上升至万人级别，十几个几十个骑士完全没有了对抗大军的能力，所以中世纪之后，骑士文化逐渐没落，指挥战争的将领才是众望所归的主角。

所以中国侠客的失意，与中国比西方更快的历史进程有关，与宗法的关系基本不大，从专诸到荆轲，谁被宗法束缚住了？

而且西方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开始出现民间文学，被领主们大力颂扬的骑士恰逢其时，正好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和素材，出现了《罗兰之歌》等歌颂骑士的作品；而中国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有讨论哲学社会学的诸家散文，有文字优美的词赋，歌颂侠客的文学作品却实在不多见；在以后的各种记载中，对侠客的评价好坏差距很大，不像西方那样基本以歌颂为主，宣传效果自然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