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伴随中国经济的成长，国际上围绕中国经济模式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这些讨论中有许多深刻的观点，但也有许多见解完全没有把握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而将这些特殊性因素排斥在经济分析之外。

正如本文第一节所描述的，人们可以运用不同的理论——市场经济1.0理论或3.0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及其制度特征，一个重要前提是摆脱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束缚，以适当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纳入考察范围，充分反映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图1 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

图1体现了不同经济学理论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认识。其中纵轴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看待国家经济作用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主张国家是“中性的”，即国家事实上是斯密的守夜人式的国家，不能嵌入市场从其内部发挥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国家必然嵌入市场经济，从其内部发挥作用。

横轴代表不同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可协调性的看法。值得指出的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在其正式分析中没有纳入国家，另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因其内在矛盾完全不可协调，在此双重意义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区别。

由图1出发，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核心环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一个概括的理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三方面内容：

其一，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其二，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其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在这三项内容中，每一项都带有二元特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为国家和有效市场。一方面，公有制、按劳分配、国家的经济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另一方面，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这两方面制度因素有机结合的前提下形成和发展的，正是这种结合使得市场经济的诸多内在矛盾有可能被协调。

值得强调的是，在这种结合中，市场虽然是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方，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是辩证的。这意味着，当市场不能克服其内在矛盾，不能为自身的运作提供一般条件的时候，国家就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也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共性，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普遍意义。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8](p10)。

参考文献

出处：《理论月刊》2021年第9期

[1]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J].东南学术，2001(4).

[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选集：第3卷[J].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习近平.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2020-08-24.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0]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对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1]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开头注释：

①这里采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概念，有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笔者认为：后一概念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的意义上使用的，侧重的是市场和国家的关系；而前一概念强调的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载《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版，第125页。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注释：

①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载《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②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T.Negri）细致地研究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从图景到具体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将凯恩斯主义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形成在“资本的科学”中的反映。这一再形成一方面使国家成为一种经济结构，成为生产性主体；另一方面也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基础。他的研究精彩地诠释了市场经济2.0理论的最初形成过程。见[意]奈格里，《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王行坤、张雪琴译，载《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7卷。

③ 参见史正富：《治理周期性危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挑战——论相对生产过剩和宏观战略管理》，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

④ 史正富提出了三维市场经济的概念，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⑤笔者在下述著作里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参见孟捷：《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另可参见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宇教授和笔者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二、党的领导与国家经济治理注释：

① 笔者在下文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党作为使命性政党的含义，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东方学刊》2020年第1期。

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③ 参见孟捷：《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话语》，载《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

④本文刻意采用了国家而不是政府的概念，这是因为：第一，在政治学里，政府只是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能代替整个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第二，尽管在中国的语境中，政府有所谓“大政府”的意味，即在行政部门外，还可涵盖立法、司法部门，但毕竟不能将党也包含进来。中国的国家形态具有特殊性，党对整个国家机器有领导作用，即形成了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

三、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注释：

①习近平还提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1页。

②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载《政治经济学报》2018年第13卷。关于按劳分配作为分配性正义及其与按需分配的关系，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③ 可参阅孟捷、吴丰华：《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载《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孟捷等：《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五章“三维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