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通过混合所有制等多种途径构筑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竞争性合作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做大做强公有经济，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性合作中引领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不以利润为唯一主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公有制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共同利益的同时，有时也会片面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这两种利益的并存和可能的冲突，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企业的内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就是内嵌于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企业制度中的关键因素。必须加强党对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企业的领导，使后者不至于沦为追求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最终导致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企业的解体。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11](p148)

习近平：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来源：共产党网

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合作关系。应该利用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企业间网络、产业前后项联系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间构筑竞争性合作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按要素分配广泛存在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加大调控力度，为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按劳分配决不只是一种局限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的分配制度，而且是一种分配性正义的原则。将按劳分配仅仅作为一种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来看待是片面的。即便是非公有制经济，也有贯彻分配性正义的必要性。按劳分配作为正义原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得到普遍贯彻，是与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合法性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笔者曾经提出，如果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无条件地相提并论，事实上等于将一种分配性正义和现实中的产权制度相并列，这在学理上是难以圆融的。

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出现了理论突破，其中不再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直接相提并论，而是写道：“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一表述事实上将按劳分配作为更高层次的“原则”——即作为一种正义原则来看待，在理论上更为成熟，同时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推动对分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②。

（六）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构建中国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的格局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早在《论十大关系》里，毛泽东同志就曾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视为国家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这两个阶段，其结果是：通过财政和行政分权，一方面在纵向上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得到了重塑，另一方面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被塑造为具有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论十大关系》。来源：人民日报

竞争性地方政府体制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中国有别于传统发展型国家的特色之一③。

中国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司令部，它通过开展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战略投资、推行相对自主的产业政策、扮演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等多种行为方式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就土地财政而言，它事实上发挥了动员和集中全社会储蓄、将其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是通过土地财政而形成的“制度—垄断租金”的生产性使用者和分配者。地方政府通过将这一租金投资于各种附着于土地的“营建环境”，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生产性投资，造就了中国经济超高的投资率和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地方政府竞争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在其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其主要表现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膨胀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经济的金融化。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象。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有待进一步重塑：一方面，应结束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现有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局面，开辟地方政府可支配租金的新来源；另一方面，要保持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的地位，使之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中国国家经济治理还涉及：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开展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其他方面内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逐个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