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 梅新育】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向何处去？

放松货币、财政政策的大方向应该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争议更多的在于力度和节奏。从更大背景、更长时间跨度上考虑，面对不确定外部环境，中国在稳住大局的前提下，不可急于出尽底牌，要为后续可能的国际环境变局留下足够余地。

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决定我们不可急于出尽底牌

就中短期而言，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两大不确定因素，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二是美国大选结局。随着美联储9月18日启动降息周期，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已经靴子落地，其后将近两年时间里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大格局已定；但美国大选选情仍然高度胶着，不能确定11月5日之后美国政局走向，而当前这场美国大选堪称数十年来最撕裂的大选，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基础理念，竞选双方大面积南辕北辙。

当地时间2024年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 视觉中国

无疑，在美国大选竞选双方的政策主张付诸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无情的客观经济规律必然会教训他们正视自己原来主张中的不切实际之处。但即便如此，不同的一方胜出，仍然意味着这场大选过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会面临非常不同的外部环境冲击。

此外，尽管未来将近两年时间里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大格局已定，但这并不等于其具体进程就不会经历波折周转，不等于目前美国极度撕裂的政局不会逼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事实上偏离它一贯自许的“中立”、“非政治化”原则，不等于美国一些满脑袋冷战思维的势力不会继续把美联储货币政策当作打击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武器，不等于他们不会试图操纵美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以求为其货币政策政治化、“武器化”图谋提供“统计依据”。

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就业数据“好”得远超美国国内外市场普遍预期，不仅9月份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以25.4万的数字远超市场预期的15万，就连此前公布的7、8两月企业雇主增加的就业岗位之和数据也被增加了7.2万个，……这些数字真的完全真实客观吗？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鉴于我们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产出与升级仍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鉴于我们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稳定状况已经明显改善、预期在金融部门发布一揽子政策之后更是极速高涨，不必担心整个宏观经济“翻车”，我们需要增强定力，不急于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地之前出尽增量政策底牌，为接下来的形势演变和博弈留下足够余地。同时还需要避免财政、金融政策放宽过于急剧，引发投机性“热钱”流动过大，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过于急剧，对我们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出口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资产负债表稳定产生过大冲击。

当前大环境基本特征制约扩张性宏观政策出台节奏

就长期而言，我们当前面临的大环境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是从经济长周期视角看，整个世界经济自2014年前后以来进入了低增长高波动时期，即使没有国际政治大局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酝酿巨变的冲击，这个阶段原本也会延续十余年，国际政治大局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酝酿巨变又会拉长这个阶段。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衡量评估这个阶段里的全球经济增长时，不能采用本世纪初10余年世界经济史上罕见超级牛市时期的标准。

其二是我们不希望但不能不直面的、反华势力强加的“新冷战”。这一点决定了在这个时期里对我们而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重于虚拟经济，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要抓好“关键3+1”，即粮食（粮棉油肉）、能源、IT高新技术三大关键产业，以及防范潜在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而在三大关键产业中，粮食和能源决定稳定，IT高新技术产业决定发展。

2024年7月5日，某公司“智能量体系统”通过人机语音交互，为一名用户采集定制服装所需的数据。新华社

同时，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今天我们在发布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得不比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更多地考虑国际斗争博弈的需求，不得不更多地通览全局之后为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留下足够余地。当年次贷危机高潮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救资本主义”，欧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要么依靠卖出原来作为战略投资者买入的中国金融机构股权来断臂求生，要么纷纷寻求引进中国投资渡过难关，有些西方金融机构大股东甚至更换为自己以前当过大股东的中国金融机构。

典型如平安集团与汇丰集团之间的资本关系逆转。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机构股改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潮流中，汇丰集团（HSBC）于2002年10月以6亿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50亿元）认购平安保险10%股份，成为国内金融业截止当时金额最大的引进外资项目，“中国平安”由此曾被国内一些人称作“英国平安”。以2008-2009年次贷危机为转折点，形势逆转，平安集团逐渐成为汇丰控股第一大股东。

正因为如此，在次贷危机高潮期我国宣布救市政策时，可以连续不断发布重磅政策以求尽快扭转、振奋市场预期，而无需太多担心外部势力企图对我敌对，今天就不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