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美国就开始限制对华贸易并策划进一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之后，美国组织了西方国家集体对华全面禁运；竭力推动日本经济与中国市场“脱钩”，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949年9月，即新中国建立之前1个月，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赴日考察，在与驻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时，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限制中日贸易，促进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发展。回国后，沃里斯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利用美国亚洲安全保障援助基金，从日本订购物资，并开发东南亚，使之为日本工业提供资源（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年）》，第213—214页，中华书局，2005年。），这些主张其后陆续成为美国国策。

出于自身利益，当时日本虽然加入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的“中国委员会”，但与英国一起率先要求放松对中国更加苛刻的“中国差别”，并较快利用巴统的“例外程序”发展起了对华贸易，我们也充分利用、诱导了日本的上述动机与行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全面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之后，日本又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大规模运用各种灵活的贸易融资工具打开了中国市场，长期位居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制造”在中国市场赢得了较高声誉。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当前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峙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外两方提供渔利的机会；即使对于上述4大国之外的其它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从19世纪以来，盎格鲁-萨克森人就非常擅长挑动东亚各国互斗、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我们不能贸然跳进他们的圈套。

在头号超级大国美国已经明确将我们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之时，我们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敌对，客观效果只不过是帮助美国反华势力将日本牢牢绑死在反华战车上。即使是中韩之间围绕历史、文化遗产等问题的一系列争端，背后也未必没有第三方势力的策划。孙子云：上兵伐谋，与其在陷入别人设计的泥淖之后苦苦挣扎摆脱，不如先行一步打破潜在困局。

聂荣臻元帅与救助的日本孤女合影

正因为如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后于今年5月重启，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为今年中国外交的重要日程，三国领导人表达了中日韩合作再出发、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意愿和决定。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不能忘记的，我的父母少年时都曾经历过从日军刺刀下逃生的惊恐，由于日军限制、禁止对中国人销售食盐，我的奶奶不得不在夜里冒着风浪之险乘小木船到江北偷偷捡菜叶子，给南岸的家里带回一点咸味；我曾在历史虚无主义肆虐之时挺身而出捍卫狼牙山五壮士荣誉，为此被诉上公堂，还有恐怖分子、体制内两面人之流借机闹事和暴力威胁……惟其如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明瞭自己的长期、根本利益所在，不失尊严，理智行动。当年与侵华日军生死决斗之时，聂荣臻元帅及其部下背负深重家仇国恨，却能从战火中抢救日本小姑娘；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中国百姓收养了数以万计的日本孤儿；……我们为先辈的高贵而自豪，我们更要继承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与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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