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除了面向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的扩大市场准入、推行外资国民待遇原则之外，我们还在努力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申请加入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为“CPTPP”）。在中国的“同心圆”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中日韩自贸区与中国-东盟自贸区一样是处于最内层的紧密层，客观经济规律决定了这对中日韩三国都是最优选择。如果一边对我国申请加入CPTPP大加称赞，称之为“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一边对与日本沾边的经贸合作极度敏感一触即跳，这是否自相矛盾而令企图将中国“脱钩”的反华势力窃喜呢？

图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对和服过度敏感更是没有必要，反对和服的逻辑同样可以套用到西式服装上。那不是法西斯军服，也不是代表宗教皈依与政治认同的极端宗教服饰，而是源出汉服的日本民族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影响力的活生生的标志；和服在国际上的传播，都是在间接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服国际传播的经验，也值得汉服开展国际传播时借鉴汲取。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汉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最可珍视的标志之一，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上传播这一文化符号的最好路子是中日韩协力传播同出一源的汉服、和服、韩服，而不是相互争斗；中日韩网民围绕同出一源传统服饰文化的争斗，到头来有可能损伤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志汉服，2022年爆发的迪奥公司（Dior）马面裙风波就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非日本人对和服的喜爱欣赏，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审美而不是政治认同；一些中国女性喜欢和服，是因为共同的文化渊源使得中日韩越国民拥有较多的审美共鸣。

“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万历帝寿辰庆典上越南使臣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睟光诗），让共同的文化渊源联结起中日朝韩越等东亚国家人民，而不是把它操作成我们彼此争斗的题材。

在今年5月27日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李强总理就深化中日韩合作提出五点建议，其中第四点是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以举办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为契机，推动三国人民实现从“居相邻”到“心相通”；希望这一构想能够成为中日韩深化文化交流的实际进展。

在更高层次上，重建文化认同是推进重构东亚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环。多年来，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中日韩三国的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明显落后；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是文化认同趋向淡漠。

自17世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中日朝文化认同就渐行渐远，日本乃至作为清朝属国的朝鲜李氏王朝自认为保留了更多的华夏衣冠礼仪，因而对辫发胡服的中国人颇为轻蔑，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的蔑视不过是变本加厉而已；李氏朝鲜也在甲午战争后脱离中国附庸地位更改国号时，特意选取了“去中国化”意味强烈的“大韩帝国”，还趁八国联军之乱、沙俄侵占东北全境之机出兵，一度侵占延边地区。

时至今日，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相当西化，某些强大势力宁可自居美国在东亚的代理人，也不愿推进对日本收益丰厚的对华合作，实不足为奇。因此，在长期内，要想有效地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并借此约束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危险，实现东亚长治久安，我们就需要在东亚重建文化认同。我们是全世界唯一阅尽五千年沧桑却历久弥新的文明古国，我们要看到百年恩怨，更要看到千秋基业。

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综合国力曾长期远超中国，直到1980年，中国GDP为3030亿美元，日本GDP达11279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4倍。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到2023年，中日GDP对比格局已经是176620亿美元对42129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4倍有余。而且，日本2021年GDP仅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89%，与1994、1996年规模相当，2023年进一步萎缩到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76%。若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日本，2023年是日本的5倍出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

而且自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务上，中国政府决策行动表现得敏锐果决、有远见、有勇气担当，日本决策层则已经丧失了吉田茂、田中角荣直至中曾根康弘等人的才智，从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拍板人民币不贬值对日元随波逐流贬值，到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国后发先至，莫不如此。

中国社会某些涉日事件之所以闹得那么大，某些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之所以在网络上被脑补演绎出日方惊天阴谋策划的大戏，恐怕是因为有太多人太不了解中日实力对比格局的演变，太不了解近30年中日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上的高下之分，因而把日本人想象得格外英明神武。自信点吧！

读史可以明智。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罗斯突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封锁；到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千方百计与白区、沦陷区、国统区开展贸易，吸引对方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投资；再到新中国前期我们竭力从西方阵营全面贸易禁运罗网之中打开缺口；国际共运、中共党史、新中国国史中丰富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史实能够给我们深刻的启迪，而从英帝国到美利坚，在东亚操纵中日俄三国相斗、在东欧操纵俄乌决裂的“成功”谋略值得我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