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深度讨论了中西制度的差异。在中国政治体系里，中央政府拥有最终决策权，但在很多西方国家并非如此。比如，美国白宫反复强调佩洛西访台纯属个人行为，美国议会独立于政府之外，拜登对其无权干涉。尽管如您之前所说，这可能是因为拜登不准备用自己的政治资本来阻止她窜台。如果某些国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针对中国公开发表不当言论或采取不当行为，却声称不代表该国政府，您有什么应对的建议？ 他们可大到美国众议长，小到个人。

马丁·雅克：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西方政治辩论变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彻底缩减成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叙述。现在（西方）人们无论谈论的是什么，中国的一个机构、一家企业，结论总是其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因此，中国的整个治理体系被简化为中国共产党，其呈现方式与对冷战期间共产党的抹黑大致相同：它是邪恶的，它是危险的，它操纵一切。如果中国某人站出来发声，那么他们可能会受到同样的对待，即他或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成员或相关人员，所以你因党员身份而有罪，因关联而有罪，诸如此类。

因此，西方关于中国的政治辩论现在沦为冷战思维。那你怎么进行严肃的对话？当我听到像图根哈特（上述的英国反华议员）这样的人说话时，我知道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在他们的历史中，中国被简化为1949年以来的时期，除此之外，中国没有其他存在，没有比如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可以讨论。

马丁·雅克：西方看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我看来，文化传统和历史对于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些东西在西方眼里都完全丢失了，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十分可惜，2016年前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心已经消失了。

西方的话语将中国政治制度缩略为中国共产党，再将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等同于冷战中的苏联共产党。总的来说，这就是西方政治舆论的现状，对中国在西方的声誉破坏性很大，不过对西方舆论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是如此粗糙，如此无可救药的曲解事实，如此具有破坏性。所以是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因为这个论述有不可小觑的政治动力，正在破坏西方和中国看待彼此的方式。

现在，中国如何回应？很难。我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任何政治场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所有对手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个大致的看法，那就是大家应保持沟通，保持讨论，尊重差异，但不要走“绝交”的路线，因为需要沟通。

最终，无论现状多么糟糕，局势不会像永远这样持续下去。当局势好转时，人们有时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能放下此前的立场。因此，我认为中国最明智的做法是着眼于长远，中国非常善于此道。我认为，中国应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尖刻，使人们对中国产生更大敌意的行动。

但我不想提出“一刀切”的规则，因为有时激烈的回应是合适的。只是中国应该始终以长远的眼光，找到辩论和讨论的方式，即使是与那些越过红线的人。你需要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需要找到辩论的方法，需要理解这些人的思维。如果他们非常反华，问题发生在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可能一直都持此立场，但程度不如当下严重。所以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倾听他国社会的问题。你必须倾听社会，了解社会，否则就会弄错。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2016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中国没有充分倾听，误读了美国社会，在与美国高层接触时将其当作美国，而事实上，美国的政治重心当时正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特朗普，这就是（中美）现状的源头。真正了解一个社会，才能成功地应对它，并能够对其进行战略性的、精微的思考。

马丁·雅克：中国误读了美国社会，没能预判特朗普上台

顺便说一句，西方对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且程度更糟糕，因为除了极少数人，其他人并不了解中国，头脑里只有刻板印象。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们与中国太不一样了，二是目前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很糟糕，所以往往是聋子对话。

因此，如果我们能让每个人都配备良好的助听器，我认为这将是很好的。我确信中国人很愤怒，当我听到西方人斥责中国并对其不屑一顾时，我也很愤怒。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与他们讨论的方式。我们不能因困难就停止沟通尝试，毕竟他们有影响力，代表了一群人的观点。我们需要试着改变这个群体的观点，为了改变这个群体的观点，你必须改变它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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