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格局正在重塑，华为这样的公司该如何自处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我们注意到，有时两个国家之间会相互对抗，在另外一些时候又是相互合作的，他们的关系在两极之间来回胶着。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斯宾塞：是的，他们的关系经常出现反复，合作和竞争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来思考我们正在经历的重要转变，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崛起所推动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因此我认为，未来经济结构的一大特点将是顶级大国之间成为在战略、技术和经济多领域上的竞争对手，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回顾二战后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就会发现，这种合作结构从那时起就已经在支持并促进经济复苏——它始于《贸易和关税总协定》，即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国际合作的核心。它开创了长期的开放全球经济，促进了世界经济复苏，也确实启动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促进发展的进程。

美国当时的领导人，我们称之为“最伟大的一代”，老布什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他们经历过战前那段可怕的大萧条时期，也经历过二战，他们认为无论我们在20世纪早期做了什么，我们如今都不应该重复当时所发生的事（指对抗与战争）。

这种架构在当时主要围绕着发达经济体而建立，因为当时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这些发达经济体中有私营部门，有市场，还有一个“小政府”——作用比较有限、某种程度上只是对市场经济作出补充。

有时候市场经济对财富的分配比较糟糕，应该由政府出面干涉，进行监管并补偿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这很有效，发展中国家总有一天也会这样配置的，中国就是一个对中央计划经济做出重大转型的很好例子。

当国家经济体量足够小，国家干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如产业政策），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没有那种精确的组织形式、治理形式，甚至没有那种潜在的价值观，国家的作用可能更大，不过这种模式在中国实行得相当成功，所以我没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会结束这种发展方式。

中国很大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中国的发展对系统的冲击。我认为，那种旧格局未来将不复存在，如今发展中国家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55%，中国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而且还在不断发展。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结构未来还会怎样演变，但是在重新设计合作形式时，需要包容这些差异。有人会说，随着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富裕、人民收入更高，它们的组织形式会越来越像发达国家，然而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改变全球经济的多边结构和规则。

任正非在深圳总部接受媒体采访 @视觉中国

政府在中国拥有大量的公司资产，在经济的其他领域也有更多样化的涉足。从私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十年前，我在中国还没有看到那么多跨国公司，但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对外的投资。当一个国家这么做的时候，就会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冲突和摩擦。有一种观点认为，发生摩擦的国家会相互融合，但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五年前每个人都认为互联网是完全开放的，非常精彩，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网络安全、隐私数据安全、垄断、专营等等。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互联网会受到监管，但它不会在国际层面上受到监管，而只是在国家这一级别传播，各国的制度将是相同的。现在中国用特殊的方法来处理网络安全问题，欧洲也已经介入了隐私方面的讨论，但这一切都令人困惑，似乎有什么力量在引导我们走向部分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以及投资。

也许现在有一些美国的大型平台在中国运行的并不好，因为他们的规则和中国的规则相矛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华为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可能还有英国都收到了制约，所以华为必须要讲清楚，他们在海外发展项目时并不受其他因素控制，而且，华为必须发出可信的信号，证明他们是拥有市场准入权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还处于发展国际合作的早期阶段，也是未来的挑战所在。那些说贸易摩擦终会结束，国际关系将恢复到过去状态的观点，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见闻特约记者胡刚：您刚才提到，在一国经济规模很小时，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发展方式，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GDP第二大国，您认为此时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之中肩负着怎样的责任？这些责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斯宾塞：中国在很多领域都背负着责任。这对中国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非常庞大，收入水平比以往任何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要低。

这就意味着中国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中国正在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在体系结构演变方面也有着绝对的发言权。让我感到很有趣的是，中国想建立一个有利于小型贫穷经济体的开放多边结构。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行动造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得到他们的尊重，同时大力进行海外投资，如“一带一路”计划以及在非洲的投资等等。所以我认为中国基本上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无论如何，当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高度后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我们看到的一些贸易摩擦，我认为是中国的发展方式引起了部分国家的怨恨，这也说明了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必须注意技术转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阻止思想的流动，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它放缓、可以让它更难，但我们不能阻止它。技术转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认为，中国正在寻找一条路径，有一点让它变得更加困难，那就是技术问题。数字技术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发展数字技术似乎和经济利益无关，而更像是不想落后于其他国家。我不会说它是零和游戏，但它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一议程正在跨越经济议程。

我认为，国家之间可以更容易地建立有益的经济关系。因为专业化和比较优势等等原因，无论人们在美国和欧洲发展得如何，他们都可以有效地进行贸易，有效地进行相互投资。但如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他们对潜在对手会比较防备。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发生。

【本文作者华尔街见闻路琰、高姝睿，依据访谈内容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