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历史论据仍欠缺说服力，许多人仍然认为中国近年在南海的行为显示出了军国主义倾向，而且刻意隐瞒了其军事意图与行动。美国鲜有像芮效俭大使那般的“中国通”。芮大使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1991—1995年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以他对中美关系了如指掌，他分析道，2015年9月25日，在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联合编辑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其实就南海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会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实中国在 2002 年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呼吁尽早完成中国—东盟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部分礁石和浅滩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作业，但并不打算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搞军事化”。芮大使说，奥巴马错失了利用这个合理提议的机会。相反，美国海军加强了巡逻力度。简言之，中国领导人没有食言。中方的提议实际上是被美国海军拒绝了。

毫无疑问，中国在军事上克制了自己的“侵略”行为，但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新的大国，在利用非军事手段来彰显自身力量上，中国显然变得更加自信了。2010年，中国“暂停”了与挪威的双边关系。2020年4月，中国冻结了对澳大利亚大麦的进口。不过，利用经济手段向小国施压是大国通常会采用的手段。当埃塞俄比亚没能按时向美国银行偿还高息贷款时，美国切断了世界银行对贫穷的埃塞俄比亚的贷款。由于对方拒绝听从指挥，法国惩罚了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同样，中国的外交也变得更加自信。一些年轻的外交官发表了更尖锐的声明和驳斥，这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但他们只是言辞尖锐而已，并未诉诸武力。如果能用犀利的言辞代替武力，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

近年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用词逐渐强硬化

与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在遵守国际法方面是有斟酌评估的。它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不太认可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中国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美国在1986年也拒绝履行国际法院的裁决，当时国际法院裁定美国对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支持违反了“不对他国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事务”“不侵犯他国主权”“不妨碍和平海运通商”等国际法律义务。随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国际法院是一个“半合法、半司法、半政治的机构，世界各国对它的地位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

在一件事情上，中国的立场坚定不移：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中国会反对他国对新疆或香港问题指手画脚。到目前为止，中国对香港问题没有采取军事化的应对方式，不像印度总理尼赫鲁那般不顾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抗议，武力夺回了葡萄牙殖民地果阿。在新疆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符合国际法的。当联合国试图调查英国在北爱尔兰的行为时，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对联合国表示，这无异于干涉英国内政。这也说明了为何西方国家联合向联合国致信批评中国对新疆问题的处理时，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支持它们。记录显示，只有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内政持批评态度，而占世界人口88%的其他国家并未与西方同流合污。

要解释清楚为何西方一直对中国抱有怀疑，我再加上一个略带挑衅性但从历史角度来说十分准确的注解。西方对中国的强烈怀疑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在西方心灵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本能而真实的恐惧。它深埋在潜意识里，所以很难被察觉到。因此当美国高层决策者就中国问题做出决定时，他们可以诚恳地说，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而非情感的驱动。然而，对外部观察者而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显然也受到了深层情感的影响。就像人类个体很难挖掘出驱使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一样，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也难以意识到自身的无意识冲动。

“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深藏了几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就会撼动世界。”为什么拿破仑这样评论中国，而不是印度——一个同样庞大且人口众多的文明？因为没有成群结队的印度人曾威胁或蹂躏过欧洲各国的首都。相形之下，13世纪，成群结队的蒙古人（黄种人的一种）就出现在了欧洲的门口。诺琳·吉夫尼记述道：“1235年，蒙古军队入侵东欧，1236—1242年又入侵罗斯公国……蒙古人在猛攻之后，又神秘地迅速撤退，这让西方人大吃一惊，也松了一口气。”

对“黄祸”的潜在恐惧时不时地体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我小时候生活在英国殖民地，读过当时流行的“傅满洲系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潜意识里，我开始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邪恶的化身是一个毫不顾及道德的斜眼黄种人。我并不是西方人，但我都能够内化吸收这类种族滑稽漫画，我怀疑潜意识中的“黄祸”恐惧也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席卷华盛顿特区的强烈反华情绪，也许部分出于对中国某些政策的不满，或者出于对中国陌生文化的恐惧，但也可能出自更深层次的潜在情绪。美国前驻华大使傅立民曾观察道：“看待中国时，许多美国人现在下意识地将阴险的小说人物傅满洲、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工业和金融主导地位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挑战，以及激发了《反苦力法案》和《排华法案》的一种貌似‘恐华症’的生存威胁联系到一起。”

鉴于这股“黄祸”恐惧的潜意识心理，美国民众需要扪心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因为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适。这些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斗争是在潜意识中上演的，所以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感谢特朗普政府国务院前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她曾暗示，这种潜意识维度正在发挥影响。正如她在国会听证时所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现在是时候坦诚地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中的“黄祸”意识维度了。应对潜意识中的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恐惧进入意识层面，这样我们才能加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