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矛盾：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匹配

王辉耀：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要带着真正清醒的头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去真正思考一下。你的书中经常有很多统计图表和事实，你已经真正捕捉到趋势，并且相当准确。我认为全球化正在进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越是纠缠在一起，就越不能自拔。我们现在对抗的越多，我们就越不能建立信任。情况似乎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有一点很有趣的是你即将出版的新书，里面提到了有关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描写。

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化现在或许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但是它也带来了非常糟糕的情况。例如，美国富人顶尖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可能相当于近一半美国大众拥有的财富总和。财富分配不均，中国可能成为替罪羊。跨国公司在全球运营，全球化确实利润丰厚，但它不一定真正有利于总部国或者东道国。

全球治理正落后于全球实践。最近我注意到，拜登上台，要给工人增加最低工资。我赞同拜登提出来的统一最低税的全球实践，还有处理数字税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公平分享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成果，而不是中国承担所有的责任。这样政客们就不会提出那些头头是道的预言来引发民粹主义的泛滥。

当然，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了。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平等更具包容性的增长，特别是对那些在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本国政策受损的国民群众来说，所以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

马丁·沃尔夫：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这个的书。现在写了大约有15万字了，是一本非常大的书，我对此诚惶诚恐，我觉得只是触及了问题表面，而你提出的问题很深刻。

让我们先从不平等问题的统计数据开始，这些数据表明，这些不平等程度也相当高，包括中国，不过鉴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些发展不平等的问题通常跟以往情况有所不同。我已经看到至少8亿中国人从经济增长中收益。

中国90%-95%的人口受益匪浅。因此，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在中国就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同时发生，这些不平等则是有争议的，也是复杂的。

我就不详细解释所有的统计数据了，但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习以为常。很大一部分人口，尤其是底层一半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其原因是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不断加剧。

在中国，生产率以每年6%到8%的速度飞速增长。在西方，这一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减缓，特别是在2012年之后。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事关过去的40到50年里美国的生产力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没有时间去讨论，将其放在一边。但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这些国家已经相对发达。它们难以从技术转移中获得更多收益，发达国家只能在自身体系里循环。从我们的经济结构来看，我们的技术创新集中在服务领域。这是个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说清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再展开说了。但是结论是，这种服务领域的创新无法让经济实现迅速增长。

一直以来，提高生产率十分困难，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在未来20年里，随着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影响力下降，中国将遇到同样的问题， 因为工业一直是第二大产业，其生产率增长最快。然后，这个经济体将会把投资用在别处，比如建造更多医院和学校，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这时生产率就很难提升了。

最后，服务业会在经济体中占比很大，而生产率则难以提升。这种局面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我们都面临同样状况：生产率增长缓慢，不平等现象增加。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收入没有提高，会引发他们的愤怒。在人口非常多样化的社会中，这将引发明显的种族间矛盾，也让政客得以利用种族矛盾从中获益，甚至让他们将种族矛盾作为自身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右翼民粹势力逐渐壮大，其特点是既指责国内其他人，又指责国外的人，这种指责的效果非常让人惊诧——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在唐纳德·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表现上，你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情况出现。当然欧洲没有到这种程度。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是有这样的问题，德国会好很多。但（右翼民粹主义）问题确实存在。类似情况会引发第二大后果，即民族主义的重返。但在这里，我认为，需要认真关注为这些概念事实提供支持的基本道德原理，这与你的问题有关。

资本主义经济趋于成为全球经济，这在19世纪是事实。卡尔·马克思在这方面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我在书中引用了很长一段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写得非常好。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是市场里的资本家，你在全球范围内有巨大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中美企业家都会走向全球。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性的。这是马克思的伟大见解，他用全球性的眼光来衡量这一问题。从很多方面来说，全球体系是一件好事，是一个促进增长的有效体系。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市场导向经济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

但随着经济变得更全球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因为经济变得更全球化，无法像从前那样施以影响。没有全球化的政府，只有各个国家政府。不论政治体系如何不同，政府都是国家政府。国际治理依赖于各国合作，但本质上，无论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其政府的合作意愿来自于其国内合法性和责任性。显然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负责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其职责所在。

然后，在全球化体系中，经济和政治逻辑之间产生了一个永恒的矛盾，经济体系是全球性的，但并非一国体系，但植根于一国。政治体系则非全球性，而是国家性的，其职责也是国家的。在民主国家，人民的选举赋予了政府治理国家的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政府间的国际合作需要建立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和全球规则——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应对气候变化或其他问题建立这样的秩序、治理和规则。这非常困难，因为各国政治力量都是国家性质的，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民生上。所以，这需要通过非常睿智的治国之道与异常谨慎小心的方式向人民传递信息：政府在管理民生，努力把事情做好，但全球合作可以让我们做到最好。我们能调整全球合作的方式，但我们无意排斥那些可能会让我们陷入贫困的经济体。即使不通过排斥他国，我也能通过国内政策更好地管理民生。

但这种做法不容易让人接受，它非常复杂，并且让你看起来就像在放弃国家主权。所以，尤其当人们变得恐慌，变得愤怒，以及发生巨大的权力转移时，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内目标的说法，很难获得人们的信服。这也是美国目前所处境地。我认为拜登总统比特朗普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即使特朗普本人也知道这个问题，但却几乎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就算特朗普知道怎么做，他也必须迎合国内那些看不见希望的选民们。我认为他没有完全失败，但贸易问题并不是（失败的）主要因素。

我认为他最大的失败，就像你认为的那样，是在国内政治改革中推出了失败的税收政策，让公司纳税失败了。在美国，最富有的人有最低的税率。这就是事实，他们有最低税率。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是，确保他们纳税，然后深化合作，这也是一直在公司所得税和其他类似事情上尝试做的事情，所以，通过更好的国内政策来实现更好的全球政策，这是非常复杂的博弈，不容易让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与美国政治制度差异很大的超级大国，让中国接受这一套尤其困难。

有一件事情正在发生：美国正变得以联盟为导向，不是以全球化为导向，你可以说是西方联盟导向。它正在分裂世界，但不是把世界分裂成各个国家，而是分裂成各个联盟体系。这很危险，但这似乎就是我们前行的方向，这是一个介于纯粹国家经济主权和全球化之间的折中路线。很明显也很好理解的是，中国同时也在通过大力发展原来历史上由西方主导的科技创新，把自己塑造成具有先进科技力量的国家。很多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个威胁。

在国家利益和全球合作之间、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之间，想要实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我不知道格雷厄姆·艾利森和你说了什么，但是历史也有明显类似今天的时期。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导的时期，（这种无法达成的平衡）导致了世界体系的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