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性的“租”不仅是自然生成的、令人忧虑的经济力量的产物，它还是政策的结果。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消费者利益”应该被确立为制定反垄断政策的唯一目的。正如股东利益最大化问题一样，这种观点也把高度复杂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按照伯克教授的说法，只要商品价格维持在低位，垄断性的大公司便不会再觉得有何不妥，然而大树还是会挡住小树苗生长所需要的阳光，那些大公司也会对刚成立的小企业产生同样的影响。

一些人也许会颇为得意地认为，我们在发达经济体所看到的垄断性的“租”不过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赞颂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一种表现而已。然而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创造、破坏或生产率增长等现象并不足以为上述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

寻租（rent-seeking）的一个令人所不齿的地方在于严重的避税行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安全、法制、基础设施、技能良好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等公共产品使得大公司及其股东们深受其益。然而那些公司还是很容易对税收漏洞加以利用，尤其是那些生产和研发地点难以确定的公司。

公司税收制度的最大挑战在于税收竞争（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吸引其他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观察者网注）、税基侵蚀以及利润的转移。我们已经在不断降低的税率中看到了税收竞争；此外，我们还在避税天堂的知识产权申请、为应对在高税率地区的利润飚升而欠下可减税的债务以及在公司内部操纵转移价格等现象中看到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使经合组织国家的长期测算年收入损失了4500亿美元（占其GDP的1%），使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长期测算年收入损失了2000亿美元（占其GDP的1.3%）。在2016年经合组织国家GDP增长率2.9%和美国GDP增长率2%的大背景下，上面的数字可以说是颇为显著的。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指出，根据美国公司的报告，这些公司在7个避税天堂（百慕大群岛、英属加勒比地区、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新加坡和瑞士）的利润是他们在6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和日本）的利润的7倍。这是非常荒唐的。特朗普总统进行的税务改革对这一状况的改善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当然，从这一漏洞中获利的可不仅是美国公司。

在上述情况下，人们不仅在榨取“租”，他们还通过游说活动制造扭曲和不公平的税收漏洞、反对针对合并、反垄断、金融不端行为以及对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的必要监管在创造“租”。公司的游说活动击败了普通公民的利益。一些研究报告指出：普通民众的意愿对政策制定者毫无影响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一些西方经济体在收入分配方面拉美化倾向日益明显，他们的政治也在变得拉美化。一些新的民粹主义者正在将竞争、监管和税收政策领域的激进而必要的变革纳入考虑。与此同时，其他民粹主义者带着排外的心理继续推动有利于一小部分精英阶层的受到操纵的资本主义。此类行为可能导致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终结。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及其伙伴们需要向自己提出一些严峻的问题。他们是对的，最大化股东利益的行为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确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他们在这方面意识的觉醒还只是迈向问题解决的开始，而非终结。他们需要问自己，当他们为自己的工资制定标准时，当他们利用乃至积极主动地创造税收和监管漏洞时，上述意识的觉醒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他们尤其需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在公共舆论中的影响。为了让公司治理有一个更完善的法律框架、为了公平高效的税收制度的建立、为了让那些受到失控的经济力量影响的人们能够拥有一张安全网、为了享有一个良好的局部和全球环境、为了建立能够回应大多数民众需求的民主制度，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呢？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有活力的、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获得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失稳的“收租资本主义”、弱化的竞争局面、乏力的生产率增长、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以及退化的民主制度。解决上述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那些运营着全球最重要大公司的高管们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改革当下的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否则这个体系将走向终结。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9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