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重商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失衡是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这位总统坚持认为，是糟糕的贸易协定造成了贸易逆差。的确，美国总体上存在贸易逆差而欧盟存在贸易顺差，然而两者的贸易政策却是非常相似的。因此贸易政策是无法为双边贸易的平衡情况给出解释的；更进一步来说，美国对某一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平衡情况也与美国整体的贸易平衡情况无关，美国整体的贸易平衡情况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贸易理论和贸易实践都为上面的论述提供了支持。

无论外国移民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冲击有多么强烈，其经济影响其实却小得多。研究结论告诉我们，外国移民对移民接收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和该国财政状况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其影响一般都是正面的。

关注贸易和移民问题所带来的损害虽然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回报，然而这样做却是错误的。与之相比，更加有益的做法其实是对当代“收租资本主义”本身加以审视。金融业在诸多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而自由化的金融业就像癌细胞一样四处扩散。金融业创造信贷和资金的能力为其自身的活动、收入和虚幻的利润提供了资金来源。

史蒂芬·切凯蒂（Stephen Cecchetti）和艾尼赛·哈鲁比（Enisse Kharroubi）在2015年为国际清算银行（BIS）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金融行业在发展到某一水平之前对生产率增长是有利的，超出那个水平之后便会成为生产率增长的拖累，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对总生产率增长是有害的”。当金融行业快速增长的时候，有才华的聪明人涌入了这个行业，他们向外发放贷款，因为贷款都是有抵押的。有才华的人却进入不事生产的行业，这是一种对优质人力资源的错配。

正如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他们合写的《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中所指出的，信贷的过度增长几乎总是会导致危机的爆发。这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政府敢于让由市场驱动的金融产业在毫无监管的情况下运转的原因。在那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情形下，会出现巨大的获利空间，金融业者是注定的赢家，而危机也将进一步深化。

此外，金融业还助推了贫富不均的加剧。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和巴黎经济学院的阿里尔·雷谢夫（Ariell Reshef）在文章中指出，金融行业专业人士的相对收入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而正是那个时期金融业被解除了管制。据二人推测，“租”（即超出金融业吸引人们进入该行业工作的基本收入水平之外的超额收入）在金融行业专业人士和其他私营部门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中占30%-50%的比例。

自1980年以来金融活动的爆炸式增长并没有提高生产率的增速。要说有什么影响，金融活动的这种爆炸式增长反而降低了生产率的增速，在危机爆发之后尤其如此。与此同时，公司管理层的工资水平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可以看成是“抽租”（rent extraction）的一种形式。研究机构“高收入中心”的创始人德博拉·哈格里弗斯（Deborah Hargreaves）指出：在英国，CEO的平均收入与普通员工的平均收入之比已经从1998年的48:1扩大至2016年的129:1。在美国，这个比值则从1980年的42:1扩大至2017年的347:1。

美国作家亨利·门肯（HL Mencken）曾写道：“每一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清晰、简明然而却错误的答案”。由于公司股价与公司高管个人收入挂钩，他们在提高公司股价方面有着强烈的动机，他们会通过操纵公司收入或借贷回购股票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这两种做法对公司价值的提升毫无益处，只有管理层的钱包获得了好处。此外，还有一个与监管有关的问题会涉及利益冲突——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总之，管理层个人的利益算计已经对公司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独立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在其《生产率与奖金文化》（Productivity and the Bonus Culture）一书中指出，这一切“是以公司投资和长远的生产率增长为代价的”。

也许，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于竞争程度的弱化。哈佛大学的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和拉扎德公司的彼得·奥斯扎格（Peter Orszag）指出，有证据显示，与30或40年前相比，美国的市场集中度出现了上升，进入市场的新公司数量减少，而且新公司在经济体系中的比例也出现了下降。经合组织和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研究也指出，领先型公司与其他公司在生产率和利润率方面的差距一直在扩大，这意味着竞争程度的弱化以及垄断性“租”的增加。此外，受到不同公司雇佣的具有相似技能的员工获得的待遇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贫富不均的状况，而且这也可以看成是“抽租”的一种形式。

竞争程度弱化的一个原因在于“赢者通吃”市场的存在——那些明星企业家和他们的公司可以获得垄断性的“租”，因为他们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向全球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网络外部性（新经济中的重要概念，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通俗地说，就是每个用户从使用某产品中得到的效用与用户的总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观察者网注）以及垄断平台（脸书、谷歌等大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的零边际成本就是这方面的鲜明例证。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强调称，城市群的网络外部性（the network externalities of agglomerations）是另一股自然生成的力量。伦敦、纽约和加州湾区等发展成功的都会区都能够生成强大的闭环反馈机制，从而吸引人才的加入。这让落后地区的产业和人口陷入不利境地。城市群也能够创造“租”，这“租”不仅包括不动产的升值，还包括收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