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九十年代末期，“台独论”的某些说法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很多人（包括反民进党的人）的言辞和思想中。那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会突然消失？那时候，我曾怀疑陈映真派（主要是《夏潮》杂志那一批人，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时并未与他们交往）是否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坦白讲，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时，我对整个情势完全不能掌握。我只是对于“内部争执”感到焦灼与不解。因此，我事后相信，陈映真派也许比我稍微清楚，但他们大概也未能了解全局。　　

当攻击陈映真的声音此起彼落时，我还并未完全相信，攻击的一方是真正的“台独派”。身为南部出生的台湾人，我当然先天就具有省籍情结，因此，我觉得，那些攻击陈映真的人，只是把他们的省籍情结做了“不恰当”的表达而已。后来我发现，他们藐视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激烈，让我越来越气愤，我才真正相信他们是“台独派”，而我当然是“中国人”，只好被他们归为“统派”了。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就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成为名符其实的“统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跟陈映真熟悉起来，其时应该是一九九三年。

陈映真主办杂志《人间》创刊词

应该说，我加入“统联”以后，因为比较有机会接触陈映真和年龄更大的五十年代老政治犯（如林书扬、陈明忠两位先生），对我之后的思考问题颇有助益。我逐渐发现，我和他们“接近中国”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

据陈明忠先生所说，他在中学时代备受在台日本人歧视与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走上反抗之路。后来国民党来了，他又发现国民党不行，因此而考虑了中国的前途之后，才选择革命。我也曾读过一些被国民党枪毙的台湾革命志士的传记资料（如钟浩东、郭琇琮等），基本上和陈先生所讲是一致的。因此，他们这些老左派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中国革命洪流之下形成其中国信念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他们是为中国人被歧视的人格尊严而奋斗。

钟浩东(1915年 - 1950年)，台湾的左翼人士，曾任基隆高中校长，在国民政府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中牺牲

陈映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整肃之后的恐怖气氛之下长大的。他居然可以在青年时期偷读毛泽东的著作，偷听大陆广播，只能说是六十年代的一大异数。因此，他很早就向往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社会主义更具理想性，而且从未全盘否定“文革”。

我是国民党正统教育下的产物，理应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台湾地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思考，并走同样的道路。最终让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是我从小对历史的热爱。我读了不少中国史书，也读了不少中国现代史的各种资料，加上很意外地上了大学中文系，读了不少古代文史书籍，这样，自然就形成了我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感情。因此，我绝对说不出“我不是中国人”这种话，也因此，我在九十年代以后和许许多多的台湾地区朋友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紧张，不太能平和地交谈。

台湾当局戒严令，于1949年生效、1987年废除

七十年代以后，因为受乡土文学和党外运动影响，我开始读左派（包括外国的和大陆的）写的各种历史书籍。经过长期的阅读，我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史观和中国现代史观，这大约在我参加“统联”时就已定型。后来，常常跑大陆，接触大陆现实，跟大陆朋友聊天。再后来，在世纪之交，看到大陆的社会转型基本趋于稳定，中国的再崛起已不容否认。这些对我的史观当然会有所修正和深化。

如不具备以上所说的中国感情和中国史观，我一定会和同世代的台湾地区朋友一样，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世代的外省朋友（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接受国民党教育），不论多么反对民进党和“台独”，也不乐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但不愿意说，自己是现在中国的一分子。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其心目中的中国了。

根本的关键在于：跟我同世代的人（当然也包括比我们年龄小的一些人），或者瞧不起中国，或者不承认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而很明显，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消失”，那么，他们当然也就不是“中国人”了。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护卫的只能是“中华民国”。当我问“中华民国”的国民不也是“中国人”吗？他们就拒绝回答。

所以，我只能推论说，只有当你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不得不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命运的不得不然的归趋时，你才会承认你是中国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跟我同世代的台湾人（不论省籍），很少人是这样想的。

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封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映真派，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有人知道了，他们也不能公开说明这一点，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认为，这是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在不到十年间烟消云散的基本原因。关键不在于“左”，关键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之命运”，尤其是“现代中国之命运”。而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教育，告诉我们的是刚好相反的说法。他们说，对方是“共匪”，大陆是被“窃据”了。所有的人，包括“台独派”都一直相信这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