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知有个尽人皆知的禁忌。中国近现代史最好不要碰，所以一般人只知道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剿匪”。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这些字眼，没有人敢用（反共理论家除外），苏联、共产党则只能用在贬义上。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知识，最好也别摸。我母亲没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但我上高中以后，她一再警告我，“在外面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碰”，我知道，“什么事情”说的是什么。

因此，我们的新知涉及现实的只是，现代化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应该如何现代化（都只从社会生活角度讲，不能在政治上讲），以及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是什么意思（心里则清楚只能在口头上讲）。当然，年轻人（尤其是求知欲强的人）都很苦闷，所以李敖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他敢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非常叛逆的姿态。

“中西文化论战”的战场之一——《文星》杂志创刊号

台湾地区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大反叛，是从一九七〇年保卫钓鱼岛运动开始，“保钓事件”让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护卫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于是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上也开始“左倾”。

在此事情爆发不久之前，也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大反叛时期（一九六八），左翼思想在长期冷战的禁忌下开始复活。这个新的思潮，一般称为“新左派”，以别于以前的“旧左派”，“新左”的思想其实是很庞杂的，派别众多，其中有些人特别推崇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按自己的想法把“文革”理想化。

现在我已经可以判断，一九七〇年从海外开始，并在整个七十年代影响及全台湾地区的知识分子“左倾”运动，根本就是西方“新左”运动的一个支脉。西方“新左”运动的迅速失败，其实也预示了七十年代台湾地区“左倾”运动的失败。它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没有工农运动的配合。因此，“新左”一般不谈工农运动，一点也不令人讶异。

当然，七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左倾”运动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同一个时段，全台湾各阶层人士越来越热烈地投入了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当时叫做党外政治运动），左倾运动和民主化运动是两相呼应的。

1971年4月15日，台湾大学生保钓示威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一九七九年的高雄美丽岛事件，分别表现了国民党政权对两大运动加以镇压的企图，但结果是一样的，国民党都失败了。此后，“台独运动”逐渐成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力量被“台独派”所把持，而支持乡土文学的左倾知识分子大半也在思想上或行动上转向“台独”。

我想，一般都会同意，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是台湾新兴的资产阶级想在政治上取代国民党的老式政权，它真正有实力的支持者其实是台籍的中、小企业家，以及三师（医师、律师、会计师）集团中的人。只要国民党还掌握政权，他们就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随着他们的社会、经济影响力日渐强大，他们理所当然也想得到政治权力。

在文化战场上，支持乡土文学的，也以台籍的知识分子居多数（他们当然也支持党外运动）。他们的左倾思想其实并不深刻（包括当时的我自己）， “左”是一种反叛的姿态，是“同情”父老辈或兄弟姊妹辈的台湾地区农民与工人，在有些人，可能还是一种“赶流行”（当时对乡土事物的迷恋，让我这个乡下出身的人很不习惯，心里认为这些人太做作）。

乡土文学，正像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是台湾地区的一种“风潮”，它能袭卷一代，正如现代主义一样，也可以随着下一波“风潮”的兴起而突然消失。当政治反对力量在八十年代中期明显壮大并且组织了民主进步党以后，支持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台独”思想，其实也不过是转向下一个“风潮”而已。

美丽岛事件后大审的受审者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台湾本土势力对国民党政权的挑战，只是台湾地区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台湾地区必须面对它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敌视，居然让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占据中国代表席位达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得早就应该属于它的这一席位，这样，从国际法来讲，台湾地区也就成为共和国的一省，因此，不论在现实上谁统治台湾地区，他们都必将面临复归中国或反抗复归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是于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第1976次全体会议上，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的决议。

一九七一年以后，台湾地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能思考。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之前，谁要公开主张“复归”（也就是统一），或公开反对“复归”（也就是独立），都是“叛乱犯”，是可以判死刑的。

七十年代的情势可说极为诡异。“乡土文学”，哪个“乡土”？“中国”？还是“台湾”？谁也无法说，谁也说不清。“同情下层人民”，大家都有这种倾向；“应该关怀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同意，只是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土地”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终于由“台独派”正面提了出来，向大家“摊牌”了。他们那时只敢在“文学”上动手脚。他们说，“台湾文学应该正名”，用以取代“现代文学”，而且，“台湾文学”具有“主体性”，这当然是“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了。这样，“乡土”对他们来讲，就是只指“台湾”，既然明说了是“台湾”，他们也就越来越少用“乡土”这个词。这样，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就被他们改造成“台湾文学”了。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

他们的另一个策略就是攻击陈映真的中国情结，因为陈映真是公认的乡土文学的领袖，为他的左倾思想坐过牢，是大家都知道的“统派”。陈映真受到“台独派”的攻击，国民党当然乐于见到，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了”。当陈映真被孤立起来以后，“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的招牌也就巩固下来了。应该说，八十年代“台独派”借文学以鼓吹“台独”思想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