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还讲了一个意思，我也很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有了什么问题都要到西方去抓药方，好像没有西方我们就没救了。实际上，西方文明本身就存在着很重大的问题，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在征服了全世界以后，彼此打了起来。从1914年到1945年，他们就打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两场大战。我当时还没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心里知道，为了在“台独”气氛极端浓厚的台湾好好当一个中国人，我必须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应该说，1990年以后，是我一辈子最认真读书的时期。我重新读中国历史，也重新读西洋史，目的是肯定中国文化，以便清除五四以来崇拜西方、贬抑中国的那种不良的影响。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年年在进步，一年比一年活得充实。著名的古典学者高亨在抗战的时候，蛰居在四川的嘉州（乐山），埋头写作《老子正诂》。他在自序里说：“国丁艰难之运，人存忧患之心。唯有沉浸陈篇，以遣郁怀，而销暇日。”我也是这样，避居斗室，苦读群书，遐想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在台湾一片“去中国化”的呼声之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正如孔子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就这样，中国文化成了我的精神家园。

在台湾苗栗县湾宝，2011年　黄文倩摄

2000年左右，我突然醒悟到，中国已经渡过重重难关，虽然有种种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哪一个社会没有问题呢），但基本上已经走上平坦大道了。每次我到大陆，跟朋友聊天，他们总是忧心忡忡，而我总是劝他们要乐观。有一个朋友曾善意地讽刺我，“你爱国爱过头了”。我现在终于逐渐体会，大陆现在的最大问题不在经济，而在“人心”。凭良心讲，现在大陆中产阶级的生活并不比台湾差，但是，人心好像一点也不“笃定”。如果拿80年代的大陆来和现在比，现在的生活难道还不好吗？问题是，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牢骚那么多呢？每次我要讲起中国文化的好处，总有人要反驳，现在我知道，这就是甘阳所说的，国家再富强，他们也不会快乐，因为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总觉得中国问题太多，永远解决不完。他们像以前的我一样，还没有找到精神家园。

我现在突然想起《论语》的两段话，第一段说：

翻成现在的话，就是先要人多，再来要富有，再来要文化教养。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我们要让自己有教养，就要回去肯定自己的文化，要相信我们是文明古国的传人，相信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有贡献的。如果我们有这种自我肯定，如果我们有这种远大抱负，我们对身边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就不会那么在乎。《论语》的另一段话是：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以前我们中国普遍贫困，现在基本上衣食无忧，跟以前比，不能不说“富”了，我们现在要的是“礼”。“礼”是什么呢？不就是文明吗？我们能用别人的文明来肯定自己吗？除非我们重新出生为西洋人，不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自己改造为西洋人。我们既然有这么悠久的、伟大的文明，虽然我们曾经几十年反对它，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幡然悔悟，重新去肯定它呢？事实上，以前我们在外国的侵略下，深怕亡国，痛恨自己的祖宗不长进，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站起来了，为何不能跟祖宗道个歉，说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留下来的遗产最终还是我们能够站起来的最重要的根据。自从西方开始侵略全世界以来，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大、像中国那么古老、像中国经受过那么多苦难，而却能够在一百多年后重新站了起来？这难道只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功劳吗？这难道不是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丰厚的遗产，有以致之的吗？我们回到我们古老文化的家园，不过是重新找回自我而已，一点也无须羞愧。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三年，终于熬到可以回到江南，在渡过琼州海峡时，写了一首诗，前四句是：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扩大来讲，中国不是度过了一百多年的“苦雨终风（暴风）”，最后还是放晴了吗？放晴了之后再来看中国文化，不是“天容海色本澄清”吗？这文化多了不起，当然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了。最后再引述钱穆《国史大纲》扉页上最后一句题词：“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指对本国历史文化具有温情与敬意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我们国家的前途，就看我们能不能回去拥抱民族文化。